《柯敬仲墨竹》首联以议论出之,谈画竹的难易繁简。诗人在此称赞柯氏墨竹之“简”。笔简,脱去形似的画风,力追写意,更能实现其气逸、其格高,这是文人画所追求的美学境界。“莫将画竹论难易”,开口就劝人不要轻率谈论画竹难易这回事,因为其中道理深沉,作者是针对识见肤浅者而言的,也是针对他自己过去的认识而言的,所以此句的“莫将”,也有心商口度的意味。“刚道繁难简更难”,这句中有两个分句,一个“刚道繁难”即硬要说繁难,因为“繁难”是简单的道理,所以才一口咬定,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二是“简更难”,尽翻前四字之案,“简更难”是不合于习惯看法的,但它包含更深刻的道理。所以第二句中有一个波澜跌宕,令人耳目一新。
前二句皆议论,而后两句则是为前两句寻找的艺术个案证明,诗人将目光投到画面上来,通过对具体画境和观画的感受的描述,生动展现画家所创造出来的境界,给第二句的说理以形象的论证。“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其实也是对眼前柯九思所画的墨竹图而作出的高度称赞。艺术创作并不在写繁还是写简,关键在于它是否能生动传神,让人感到真境逼人。柯九思所画竹,萧萧数叶之间却能产生风雨飘飒、寒气袭人的艺术效果,可见简便非易,数叶的竹虽简,但却是以虚写实,取得了形简而意远的艺术成就。数叶之竹,其神态却具备天下风雨飒然而至的意蕴,文人画之神妙尽在画笔间。这里的说理因具体生动的例证而变得十分有力。
从艺术手法上, “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起码由视觉沟通了两重的通感:一是作用于听觉,一幅画居然能产生满堂风雨的感觉。这是耳朵发生错觉,可见画的简而妙;二是作用于肤觉,一幅画居然又产生了降温的感觉,这是生理上另一错觉,再见画的简而妙。从炼句上看,通常形容“只数叶”,用“寥寥”也合律。而诗人却用了“萧萧”,这就不但绘形,而且绘声。这是风吹竹叶、雨打竹叶之声,于是三、四两句就浑然一体了。如换着“寥寥”,也能过得去,但过得去并不就佳妙。从语气上看,用了“君看”二字,与首句“莫将”云,皆属第二人称的写法,像是谈心对话。
这首小诗既是评论柯氏的墨竹,也探讨了艺术的真谛,意象与画论结合,诗情与哲理交融。巧妙的做到了诗意与画论的结合。诗人以简笔写意赞画家的简笔写意,诗画相得相彰。前两句是借观柯九思的墨竹图而发议论,专门拈出了画竹的难易繁简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文人画尚意崇简美学趣味的推崇。这里没有逼真地描绘画面,主要是写意,写出流动在画面的气韵,制造出一种萧疏、凄冷的氛围。上联以抽象论艺的方式评价柯氏的画艺,下联则是具体印证:简笔,不是简率,而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达到形似基础上的升华。
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在此诗中提出了画竹莫论难易,要做到简实则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不要随意地谈论画竹的难与易,应该说工笔不易写意更加难。
您看他萧疏地涂下几片竹叶,便渲染出满堂风雨寒气凛然。
注释
柯敬仲:名九思,号丹丘生,元代台州人。著名书画家,博学能诗文,长于画山水、人物、花卉,尤以墨竹为佳。著有《竹谱》一书。
刚:偏要。
萧萧:稀疏的样子。
不胜:禁不起。
寒:寒冷。
《柯敬仲墨竹》首联以议论出之,谈画竹的难易繁简。诗人在此称赞柯氏墨竹之“简”。笔简,脱去形似的画风,力追写意,更能实现其气逸、其格高,这是文人画所追求的美学境界。“莫将画竹论难易”,开口就劝人不要轻率谈论画竹难易这回事,因为其中道理深沉,作者是针对识见肤浅者而言的,也是针对他自己过去的认识而言的,所以此句的“莫将”,也有心商口度的意味。“刚道繁难简更难”,这句中有两个分句,一个“刚道繁难”即硬要说繁难,因为“繁难”是简单的道理,所以才一口咬定,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二是“简更难”,尽翻前四字之案,“简更难”是不合于习惯看法的,但它包含更深刻的道理。所以第二句中有一个波澜跌宕,令人耳目一新。
前二句皆议论,而后两句则是为前两句寻找的艺术个案证明,诗人将目光投到画面上来,通过对具体画境和观画的感受的描述,生动展现画家所创造出来的境界,给第二句的说理以形象的论证。“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其实也是对眼前柯九思所画的墨竹图而作出的高度称赞。艺术创作并不在写繁还是写简,关键在于它是否能生动传神,让人感到真境逼人。柯九思所画竹,萧萧数叶之间却能产生风雨飘飒、寒气袭人的艺术效果,可见简便非易,数叶的竹虽简,但却是以虚写实,取得了形简而意远的艺术成就。数叶之竹,其神态却具备天下风雨飒然而至的意蕴,文人画之神妙尽在画笔间。这里的说理因具体生动的例证而变得十分有力。
从艺术手法上, “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起码由视觉沟通了两重的通感:一是作用于听觉,一幅画居然能产生满堂风雨的感觉。这是耳朵发生错觉,可见画的简而妙;二是作用于肤觉,一幅画居然又产生了降温的感觉,这是生理上另一错觉,再见画的简而妙。从炼句上看,通常形容“只数叶”,用“寥寥”也合律。而诗人却用了“萧萧”,这就不但绘形,而且绘声。这是风吹竹叶、雨打竹叶之声,于是三、四两句就浑然一体了。如换着“寥寥”,也能过得去,但过得去并不就佳妙。从语气上看,用了“君看”二字,与首句“莫将”云,皆属第二人称的写法,像是谈心对话。
这首小诗既是评论柯氏的墨竹,也探讨了艺术的真谛,意象与画论结合,诗情与哲理交融。巧妙的做到了诗意与画论的结合。诗人以简笔写意赞画家的简笔写意,诗画相得相彰。前两句是借观柯九思的墨竹图而发议论,专门拈出了画竹的难易繁简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文人画尚意崇简美学趣味的推崇。这里没有逼真地描绘画面,主要是写意,写出流动在画面的气韵,制造出一种萧疏、凄冷的氛围。上联以抽象论艺的方式评价柯氏的画艺,下联则是具体印证:简笔,不是简率,而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达到形似基础上的升华。
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在此诗中提出了画竹莫论难易,要做到简实则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
柯敬仲是元代著名书画家,所画墨竹图尤为佳妙。《柯敬仲墨竹》是诗人李东阳谈其墨竹绘画技巧的题画诗,也可作为一篇画论。
东汉时期,处于外戚、宦官篡权争位的夹缝中的士人,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抒情,宣泄胸中的垒块。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这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在文中化为激切的言词,尖锐揭露了东汉末年邪孽当道、贤者悲哀的的黑暗腐朽的社会本质:“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甚至敢于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的最高统治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最后由“刺世”发展到同这黑暗的世道彻底绝决的程度:“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
此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五帝三王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而只能愈演愈烈:“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而这一切又都由于“实执政之匪贤,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之人能执政、宦官近习能秉权的原因说到底还在于“九重既不可启”。
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那种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
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淋漓,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揭露批判时政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
全诗二十句,四句一转韵,分为五个自然段落。全诗的重点是在写当时古都的荒凉,因此第一段就着力描写了作者驱马荒城所见的景象:在缓辔徐行中,只见满城一片荆棘,莽莽苍苍,昔日巍峨壮丽的魏王宫观如今长满了禾黍,曾经威震诸侯的信陵君和他的三千食客,也已烟消云散,化作满地灰尘。这一段起得苍劲有力,它以形象的笔墨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荒城图,首先给读者以满目凄凉的强烈印象,起了笼罩全篇、奠定基调的作用。这一段虽然是描绘驱马所见,是在说“今”,但其中的“魏王宫观”“信陵宾客”已暗中寓“昔”,在今昔对比中,眼前的所见更为突出。第二段是对往昔的追忆,与第一段形成对比:在雄都朝市中,轩车驰骤,歌钟四起,一片繁华景象;而军队有三十万之众,国家方圆千里,国势堪称强盛。这一对比,使第一段的形象有了深厚的背景,并且格外鲜明。第三段一方面反接第二段,同时回应第一段,从对往昔的追忆,又回到眼前的景象:那高敞的舞榭歌台和曲折的池沼,已荡然无存,在断壁颓垣中,只见狐狸奔窜,草木黄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这与第二段的热闹繁华恰成对比,而且“高台曲池”,自身也有对比。第四段紧承第三段,同时也以“摇落”“秋草”等字面遥接第一段,好像是在写此时情况:游侠之士口里,还在传说着信陵君窃符救赵时壮士朱亥的大名;路上的行人,还可辨认出向信陵君荐举朱亥的老者侯嬴居住过的大梁东门的道路。实际上,这也是对往昔的追忆,形成物是人非的对比。最后一段,作者从朱亥、侯嬴联想到曾经得到赵王赏赐白璧黄金,骑骏马、佩宝刀,后来终于困于大梁的虞卿,如今也已成为难以追思的过客了,只有汴水一直在默默地向东流去。这些从前的人事,与此时古城的颓败荒凉,也形成强烈对比。全诗的今昔对比,在章法上,曲折而有变化,但又井井有条,一脉贯通,通过这种反复交错的对比,使无限兴亡之感,从字里行间沛然涌出,震动着读者的心灵。
诗人善于寓感慨于写景之中,情景高度融合,使兴亡之叹和身世之感,从鲜明的形象中自然流出。第一段用“驱马荒城愁杀人”来抒发自己初进大梁时的惊愕、感叹之情,而景物方面则以满城的“荆榛”“禾黍”“灰尘”来烘托,使感叹显得极为自然。“愁杀人”三字,既体现出诗人无限慨然之思,又使古城倍显荒凉,情景相生,收到了强烈的效果,全篇的怅惘凄凉之情,也由此衍生而出。第三段中“全盛须臾哪可论”一句,前有“忆昨”一段作铺垫,后有“遗墟”“古地”作反衬,情感就自然跳脱而出。而第四段“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二句,则是全诗感情的高峰突起之处。诗人面对荒城,在暮天摇落之际,顿生宋玉之悲,兼感朱亥、侯嬴之豪情壮举,一腔无可寄托的豪荡、愤懑之情,不能自制,于是“抚剑悲歌”,那悲壮苍凉的歌声,在古城中回荡,愈发显得悲凉感人。特别是末段最后两句,“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见水东流”,有总结全篇的作用,感情极为广远、深沉。作者伫立在秋水漫漫的汴河之滨,眼见“逝者如斯”,各种愁思;一起涌至。这其中,有对往古的怀想和凭吊,也有对自己年华逝去而一事无成的嗟叹,更有对于国家局势的深情的关切。诗人将难以诉述的复杂情怀,都倾注在一江流水之中,使得感慨更为深沉,意味更为悠长,而在质实的描写之中,最后宕开一笔,也显得极为空灵。那激荡胸怀的感情,与景物相融合,收到了十分强烈的艺术效果。
此外,在音韵对偶上,全诗四句一转韵,第一、三、五段为平声韵,第二、四段为仄声韵,平仄相间,形成起伏跌宕,顿挫回环之感。句子以散行为主,但除第五段外,其余每段都是散偶相间,即每段开始二句为散行,后两句为对偶。这样,“隔联间以对仗,壁垒森严”(《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下,黄培芳评),“按节安歌,步武严整,无一往奔轶之习”(《唐风定》卷九,邢昉批)。这些都更有利于表现诗中那种豪健挺举、深沉悲凉的兴亡之叹。
《岳阳楼记》是作者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岳阳楼记》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五段。
文章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仅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第二段,格调振起,情辞激昂。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以下“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水波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阴晴变化,简练而又生动。前四句从空间角度,后两句从时间角度,写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承前启后,并回应前文“唐贤今人诗赋”一语。这句话既是谦虚,也暗含转机,经“然则”一转,引出新的意境,由单纯写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笔法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从而构出全文的主体。
三、四两段是两个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不同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开启,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意味。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条件的变化动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标明写作时间,与篇首照应。
这篇文章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这是一首劝诫世人不要听信谗言的诗歌。此诗分三章,每章以托物起兴的表现手法开篇。所谓“兴”,依朱熹的解释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第一章的“采苓采苓,首阳之颠”,第二章的“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第三章的“采葑采葑,首阳之东”等等,都是用“先言他物”的手法以引起下文的。“苓”,一名黄药,又名大苦,叶似地黄。“苦”,是苦菜,亦作“荼”,似葵。“葑”,是芜菁,亦称蔓菁,俗称大头菜,根块肥大,可供蔬食。这三种植物,都是《诗经》时代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诗人用这三种习见之物以起兴,从而表达自己“人之为(伪)言”“苟亦无信”、“苟亦无与”、“苟亦无从”的理念。
此诗三章,先后告诫人们对待谣言要有三种态度“无信”、“无与”、“无从”。“无信”,是强调伪言内容的虚假;“无与”,是强调伪言蛊惑的不可置理;“无从”,是强调伪言的教唆不可信从。意思是说,首先要认识到它不可信,其次要不参与传播,第三要不能听信折磨自己。语意层层递进,从而强调伪言之伪。接着诗人又用“舍旃舍旃”这个叠句,反复叮咛,进一步申述伪言的全不可靠,要舍弃它们,不要信以为真,因为这世道很复杂,人心不古比比皆是,三人成虎、众口烁金之事不绝如缕。至此,诗人所要申述的“人之为(伪)言”“无信”、“无与”、“无从”的理念已经阐述得淋漓尽致,无须再说了。假若世人都能做到“无信”、“无与”、“无从”,那么伪言也就没有市场,制造伪言的人也无立足之地了。故此诗人在每章的结尾用“人之为言(伪言),胡得焉”以收束全诗,表明造谣者徒劳无功。
此诗既是诗人为自己的诗集题记,又是赠友之作,而且是“戏赠”,即兼有与友人戏谑的意思。全诗八句,诗人首先举出自己全部诗作中最有名气、流传最广的代表作,表明自己的创作用心。先列出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强调其情感文采;再列出讽喻组诗《秦中吟》,强调其社会价值:接近《诗经》之“正声”。白居易特意列举出了自己的这些作品,意在表明自己的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思想和自己成功的实践。
诗第三、四两句下,诗人曾分别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是格变。”又注:“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余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元稹写诗乃受到白居易的启发,李绅、白居易同作乐府,但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后来居上,令李绅自叹弗如,这里称元稹为“老元”,称李绅为“短李”,又故称曰“偷”、曰“伏”,都朋友之间的戏辞,由此也可见元、李、白三诗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诗中接着写“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这是诗人结合自己命运遭际的牢骚话。他说:世上富贵人人所羡,但我却命中无份,看来只有身后的文名,聊可自慰了。这里虽有对自己诗才的自许,但也蕴含着不平和辛酸。白居易后来在与遭谗被贬的好友刘禹锡会面时,曾即席赋诗相赠,其中有诗云:“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虽是就诗人刘禹锡的遭遇说的,但也是发诗人自己的心声。最后,诗人更以故做自傲的语气,夸饰自己新编诗集后的得意心情。
从写作背景来看,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感情是复杂的,表面上是自矜自许,是对自己文章的夸耀,是对友人的戏谑,但实质上充满不平、辛酸和自嘲,当然也不乏对自己才能的自豪。从整个诗的风格来看,可以说是亦庄亦谐,名曰“题卷”,而不拘泥于记事;称为“戏赠”,并不仅是戏言。全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寓深意于轻松调侃之中,既诙谐幽默,又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