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大雅·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
此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民”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民”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此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伐檀》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问：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明代孙鑛认为，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这是一篇好诗，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清代李超孙《诗氏族考》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而此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此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