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
歌谣一、二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也可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
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
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打开《李太白全集》，开卷第一篇就是《大鹏赋》。这篇赋的初稿，写于青年时代。可能受了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大鹏形象的启发，李白在赋中以大鹏自比，抒发他要使“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远大抱负。后来李白在长安，政治上虽遭到挫折，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但并没有因此志气消沉，大鹏的形象，仍然一直激励着他努力奋飞。他在《上李邕》诗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也是以大鹏自比的。大鹏在李白的眼里是一个带着浪漫色彩的、非凡的英雄形象。李白常把它看作自己精神的化身。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真像一只大鹏正在奋飞，或正准备奋飞。但现在，他觉得自己这样一只大鹏已经飞到不能再飞的时候了，他便要为大鹏唱一支悲壮的临终歌。
诗歌的头两句是说：大鹏展翅远举啊，振动了四面八方；飞到半空啊，翅膀摧折，无力翱翔。两句诗概括了李白的生平。“大鹏飞兮振八裔”，可能隐含有李白受诏入京一类事情在里面。“中天摧兮”则指他在长安受到挫折，等于飞到半空伤了翅膀。结合诗人的实际遭遇去理解，这两句就显得既有形象和气魄，又不空泛。它给人的感觉，有点像项羽《垓下歌》开头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那无限苍凉而又感慨激昂的意味，着实震撼人心。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意谓大鹏虽然中天摧折，但其遗风仍然可以激荡千秋万世。这实质是指理想虽然幻灭了，但自信他的品格和精神，仍然会给世世代代的人们以巨大的影响。“游扶桑”暗喻到了皇帝的身边。“挂石袂”的“石”当是“左”字之误。严忌《哀时命》中有“左袪（袖）挂于扶桑”的话，李白此句在造语上可能受了严忌的启发。不过，普通的人不可能游到扶桑，也不可能让衣袖给树高千丈的扶桑挂住。而大鹏又只应是左翅，而不是“左袂”。然而在李白的意识中，大鹏和自己有时原是不分的，正因为如此，才有这样的奇句。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前一句说后人得到大鹏半空夭折的消息，以此相传。后一句用孔子泣麟的典故。但如今孔子已经死了，谁也不会像他当年痛哭麒麟那样为大鹏的夭折而流泪。这两句一方面深信后人对此将无限惋惜，一方面慨叹当今之世没有知音，含意和杜甫总结李白一生时说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非常相近。
此诗发之于声是李白的长歌当哭；形之于文，可以看作李白自撰的墓志铭。李白一生，既有远大的理想，而又非常执着于理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了一生。这首诗说明他在对自己一生回顾与总结的时候，流露的是对人生无比眷念和未能才尽其用的深沉惋惜。
题曰“漫兴”，是罢官归田园居后的自我解嘲之作，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则胸中有郁积，腹中有学养，一触即发，一发便妙，不可以寻常率笔目之。
词的上片通过汉代李广李蔡才干高下有别然而遭遇却恰恰相反的强烈对比，借以痛斥南宋当局在人才使用上执行的佞谀升迁、真虎不用的原则。下片借除草、灌溉方面的道理隐喻必须除旧布新，解决积重难返的问题。词中不论是用典还是设譬，极为简洁而洗练，准确而生动，表现了作者语言艺术的功力。
上阕用典，全从《史记·李将军列传》化出，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西汉名将李广四十余年中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英名远播，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小令篇制有限，不可能悉数罗列这位英雄的传奇故事，因此词人只剪取了史传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断：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广军败被擒。匈奴人见广伤病，遂于两马间设绳网，使广卧网中。行十余里，广佯死，窥见其傍有一胡儿（匈奴少年）骑的是快马，乃腾跃而上，推堕胡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归汉。匈奴数百骑追之，广引弓射杀追骑若干，终于脱险。斯人于败军之际尚且神勇如此，当其大捷之时，英武犹胜。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史传，可谓善传英雄之神。作者从史料中选取这一片断，是见其匠心独运。
“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史记》叙李广事，曾以其堂弟李蔡作为反衬。词人即不假外求，一并拈来。蔡起初与广俱事汉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官至二千石（郡守）。武帝时，官至代国相。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右贤王，有功封乐安侯。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为丞相。他人材平庸，属于下等里的中等，名声远在李广之下，但却封列侯，位至三公。词人这里特别强调李蔡的“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一“却”字尤值得品味，上文略去了的重要内容——李广为人在上上，却终生不得封侯，全由此反跌出来，笔墨十分节省。
四句只推出李广、李蔡两个人物形象，无须辞费，“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楚辞·卜居》）的慨叹已然溢出言表了。按词人年轻时投身于耿京所领导的北方抗金义军，在耿京遇害、义军瓦解的危难之际，他亲率数十骑突入驻扎着五万金兵的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渡淮南归，献俘行在，其勇武本不在李广之下；南归后又献《十论》、《九议》，屡陈北伐中原的方针大计，表现出管仲、乐毅、诸葛武侯之才，其韬略又非李广元所能及。然而，“古来材大难为用”（杜甫《古柏行》），如此文武双全的将相之具，竟备受猜忌，屡遭贬谪，时被投闲置散。这怎不令人伤心落泪！因此，词中的李广，实际上是词人的自我写照；为李广鸣不平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矛头是冲着那人妖不分的南宋统治集团来的。
下阕写实，就当时的田园生活抒发感慨，满肚子苦水都托之于诙谐，寓庄于谐。
“蔡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二句对仗，工整清新。上下文皆散句，于此安排一双俪句，其精彩如宝带在腰。“蔡”，通“耘”。“笕”，本为屋檐上承接雨水的竹管，此处用作动词，谓截断竹管，剖作屋瓦。既根除园中杂草，又修葺乡间住宅，词人似乎准备长期在此经营农庄，做“粮食生产专业户”了。于是乃逗出结尾二句：“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话说得极风趣，然而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含着泪的微笑，其骨子里正不知有多少辛酸苦辣。“舍我”句本出《孟子·公孙丑下》，到得词人手中，一经抽换前提，自负也就变成了自嘲。尽管词人曾说过“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见《宋史·辛弃疾传》）的话，并不以稼穑为耻，但他平生之志，毕竟还在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旌旗万夫，挥师北伐，平定中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辛弃疾岂满足于做一“农业劳动模范”。读到这最后两句，读者真不禁要替词人发出“骥垂两耳兮服盐车”（汉贾谊《吊屈原赋》）的叹息了。南宋腐朽不堪，萎靡不振，始困于金，终亡于元，非时无英雄能挽狂澜于既倒，实皆埋没蒿莱之中，不能尽骋其长才。千载下每思及此，辄令人扼腕。惟一切封建王朝，概莫能外，盛衰异时，程度不同而已。观辛弃疾此词，其认识价值就在这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