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隐士》给人一种森然可怖，魂悸魄动的特殊感受。作者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极写深山荒谷的幽险和虎啸猿悲的凄厉，造成怵目惊心的艺术境界，成功地表达了渴望隐者早日归还的急切心情。通篇感情浓郁，意味深永，音节谐和，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通过对山水、溪谷、巉岩以及奔突吼叫在深林幽谷间的虎豹熊罴的描绘，以将山水景物经过浓缩、夸张、变形处理，使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真山真水变成艺术形象的方法，渲染出一种幽深、怪异、可饰的环境气氛，弥漫着郁结、悲怆、而又缠绵悱恻的情思，表现了王孙不可久留的主题思想。让人们仿佛听到一声声回荡在崖谷间“王孙兮归来！”那招魂般凄厉哀怨的呼唤。
山中景物之惊心可怖暗示朝中政治形势的复杂和淮南王处境的危险，并以淮南王喜爱的楚辞形式予以规劝，这样的揣测应该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全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蟪蛄鸣兮啾啾”。主要描写为追慕桂枝芬芳（象征美德）的王孙在虎豹出没、猿猨哀鸣的深山幽壑间淹留，引起亲朋好友的焦虑与不安，并以春草、秋螀写作者萦回之思和怊怅之情。
第二部分从“坱兮轧”始至篇末，以山石之巍峨，雾岚之郁结，虎豹之奔突，林木之幽深，极力渲染山中之阴森可怕，并以离群禽兽失其类的奔走呼叫，规劝王孙之归来。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步《楚辞》之余芳，另劈别径，“衔其山川”、“猎其艳词”表达出深曲的情致和婉转怊怅的意绪。所谓“衔其山川”，指此篇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的环境描写，及其描写中运用比兴象征、气氛烘托等艺术手法，主要是从屈宋辞赋中移植、借鉴过来然后重加剪辑而别出机杼的。在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或虎豹走兽的描写，尤其将自然界经过一番浓缩、夸张、变形处理，渲染气氛，使之成为人神杂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上，屈宋辞赋中早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这可以以《九歌·山鬼》，《九章·涉江》为代表。
《山鬼》对山中之神所处幽深昧险的环境描写是：“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描写以雷声、雨声、风声、木声、猨狖鸣声，组成萧瑟而令人怵目惊心的山中夜半：“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
《涉江》对屈原独处深山幽昧环境的描写同样慑人心魄：“入溆浦余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另外，与山川景物、林深猨鸣的描绘相对应，《山鬼》中写了“独处”“山之阿”的山中女神；《涉江》中出现了“独处乎山中”的屈原自我形象。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正是以屈原作品中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和山中人感情效应的描写为张本而发端，进一步高浓度地描写山中崖断路绝、虎豹纵横的险恶景象，然后将“攀援桂枝”的王孙置之其间的。王孙是古代对贵族子弟和一般男子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索引》：“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里指所招和思念的人。也有学者以为：“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曰：吾高帝孙，亲行仁义……’称刘安为王孙，身份极为适当”（见马茂元《楚辞选》）。
在描写山川景物、环境气氛时，《招隐士》写了山石之突兀，草木之荒芜，禽兽之奔突，虫声之哀鸣。写山石的有“石嵯峨”、“溪谷崭岩”、“坱兮轧、山曲岪”、“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其中“嵯峨”、“崭岩”、“坱”、“轧”、“曲岪”、“嵚岑碕礒”、“碅磳磈硊”都是形容山高路险、崎岖曲折和荦确不平之貌。写草木的有“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春草生兮萋萋”、“丛薄深林兮人上栗”、“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写禽兽奔突、虫声哀鸣的有“猿狖群啸兮虎豹嗥”、“虎豹穴”、“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虎豹斗兮熊罴咆”、“蟪蛄鸣兮啾啾”等。
首二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以描写南方珍贵名木桂树蟠曲交柯之姿和色泽芬芳象征的君子懿德为起，而与下王孙“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相呼应，写法与《山鬼》首二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类似，均首句出现贞洁芬芳的抒情形象，次句进一步修饰。其中树生“山之幽”，与人在“山之阿”句式亦相同。王孙滞留山中的原因是“攀援桂树”（追慕圣贤之德），与《涉江》中屈原“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表白相近。不同的是，《招隐士》改变了《山鬼》中的抒情气氛和《涉江》环境描写中的愁苦色彩，亟写山中景象之险恶。《山鬼》的环境描写，是为了表现山中女神“怨公子兮怅忘归”的情愫，《涉江》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抒发屈原“济乎江湘”的悲戚；而《招隐士》中的王孙，仅仅是一个被召唤的对象，并没有《山鬼》和《涉江》中主人公的哀怨抒发和内心独白。这种描写，只在篇末对王孙归来的呼唤声中才化成一种感情因素，成为一种缠绵、悲凉的情绪充塞读者心间而驱之不去。
在“猎其艳词”方面，《招隐士》中叠字的运用亦引人注目。《楚辞》中多用叠字，《山鬼》中即以“云容容”、“杳冥冥”、“石磊磊”、“葛蔓蔓”、“雷填填”、“雨冥冥”、“猨啾啾”、“风飒飒”、“木萧萧”，渲染烘托出失恋女神愁思百结、孤独无依的寂寞情怀和悲秋意绪。顾炎武《日知录》说：“诗用叠字最难”，“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苃苃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轲之锵锵兮，后辎车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及之者。”淮南小山即吸取了屈、宋诗篇中善用叠字的修辞手法，在《招隐士》中用了“啾啾”、“萋萋”、“峨峨”、“凄凄”、“漎漎”等叠字，并以“春草萋萋”、“蟪蛄鸣啾啾”暗示时间变化，表明对王孙一去不归的哀叹；其中运用屈宋诗篇中回环复沓的节奏，铿锵而又有时急促音调上的处理。对“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的复迭，以及“虎豹嗥”、“虎豹穴”、“虎豹斗”复迭整齐中的变化；诗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句式奇妙地交错运用，遂使《招隐士》“音节局度，浏亮昂激”。
除此而外，《招隐士》所以有别于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等人的拟骚之作而独秀其类，嗣音屈宋，取得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它在思想主题、篇章结构表现上的单纯、提炼和集中。在主题上，《招隐士》删去了一切可能会冲淡主题的枝蔓。诗中既没有明确地写招唤者为什么要劝王孙归来，也没有说明王孙与招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更没有让王孙去作志行高洁的自我披露和内心独白——作者根本没有让王孙开口说话，王孙在诗中，如前所述，只是一个被召唤者日夜思念的攀援桂枝的高洁形象。全诗的思想主题仅是一句咏叹调般单纯、明朗、集中的呼唤——“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千年以来，一直回荡在人们的心里。
这首曲子通过对瓦匠辛勤劳作的描写，写出瓦匠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表现出对勤劳美德的赞美，还蕴含有富贵如云，不如手艺在身稳当，世事沧桑，富贵荣华不足羡之意。全曲纯用口语，显得亲切自然，看似浅显而实富内蕴。
《水仙子·瓦匠》这首散曲，以方言口语用对比手法赞美瓦匠的精神及其卑视权贵以勤奋劳动自豪的崇高志尚，真诚心态跃然纸上。其中头三句属联珠对，由“恰”“初”“重”三字相绾，这位瓦匠忙碌及其对职业的热爱，一并传出。接着以“弄泥浆”“数十年”二句加以概括，更见其操守之坚。因此，他对“金张第”“王谢宅”之蔑视，实属出诸肺腑，极为自然。这二句不乏调侃戏谑之味，益显其意志弥坚。最后说“都不如手镘坚牢”，充分抒发了他的自豪感，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价值。此曲和《醉太平·挑担》均系北调。“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魏良辅《曲律》）。故“曲有两不杂，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曲苑·曲律》）。
而在《水仙子·瓦匠》这曲中，“金张第”“王谢宅”二句，与诸前后各句迥然有别，这两句不仅用典，并且儒雅而有文采了，但有“游麋鹿”“长野蒿”二语杂之，在绮丽中又不乏俗意，柔中有劲，仍不失北调之基因。而正是有了富于变格性的这两句，不仅强化了内容，并且在艺术上也有变化了，给此曲添了光彩。全曲末三句由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诸句脱化而出，而又不乏新意。
这首曲子着重表现普通劳动者的自豪感，瓦匠是个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这首小令以劳动者的口语来表现，显得格外亲切自然，看似浅而实富有内蕴，都经得起咀嚼品味。这首小令还有明白如话的特点。像这样的小令在《滑稽余韵》集中可说是比比皆是，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这是陈铎散曲的一大特色。
此诗首二句言祭祀之穿戴。穿的是丝衣，戴的是爵弁。丝衣一般称作纯衣，《仪礼·士冠礼》：“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韎韐。”郑玄注：“纯衣，丝衣也。”弁即爵弁，“其色赤而微黑”（《仪礼·士冠礼》郑玄注），与白色的丝衣配合，成为祭祀的专用服饰。《礼记·檀弓上》曰：“天子之哭诸侯也，爵弁绖缁衣。”《毛诗序》可能就是根据这两句诗而断定此篇与祭祀有关。“俅俅”毛传训为“恭顺貌”，而《说文解字》曰：“俅，冠饰貌。”《尔雅》亦曰：“俅俅，服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上文紑为衣貌，则俅俅宜从《尔雅》、《说文》训为冠服貌矣。”马瑞辰的意思是首句的“紑”既为丝衣的修饰语，则二句的“俅俅”与之相应当为弁的修饰语，故训为冠饰貌，而不训恭顺貌。
三、四句言祭祀之准备。“自堂徂基”点明祭祀场所。“基”通“畿”，指庙门内。这个地方又称作“祊”（崩）。《礼记·礼器》：“设祭于堂，为祊乎外。”郑玄注：“祊祭，明日之绎祭也。谓之祊者，于庙门之旁，因名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王禘》：“求之或于室，或于祊也。于室者，正祭；于祊，绎祭。”这是正祭与绎祭区别之所在。《毛诗序》或许就是据此推断此篇是“绎”。羊、牛是用作祭祀的牺牲。
五、六句言祭祀之器具。鼎是古代的炊具，又是祭祀时盛熟牲的器具。此处无疑用作后者。鼐和鼒其实也是鼎，只是大小不同。鼐最大，用以盛牛，《说文解字》：“鼐，鼎之绝大者。”段玉裁注：“绝大谓函牛之鼎也。”鼎次之，用以盛羊，鼒最小，用以盛豕。陈奂《诗毛氏传疏》曰：“上句‘堂’‘基’‘羊’‘牛’以内外小大作俪耦，至本句变文。”也就是说，由上句的从小及大，变为此句的从大及小。“兕觥”又称爵，《诗毛氏传疏》：“兕觥为献酬宾客之爵，绎祭行旅酬（祭礼完毕后众人聚在一起宴饮称为‘旅酬’），故设兕觥焉。”
最后三句言祭后宴饮，也就是“旅酬”。这里突出的是宴饮时的气氛，不吵不闹，合乎礼仪。《小雅·桑扈》最后一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通‘匪’）交（儌）匪敖，万福来求（聚）。”与这三句正可互相印证。
这是一首传诵很广的名作。它之所以受到推崇，主要是写得自然、本 色。岑参这次西行的目的，他自己曾作过这样的说明： “万里奉王事，一身 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因 此从道理上讲，他是自愿的，情绪的基调当是昂扬乐观的。只是，理智是一回事，感情又是一回事。当时的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 在通讯、交通都极不方便的唐代，对一个久居内地的读书人来说，要离家数 千里，穿越戈壁沙漠，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岂有不想家的道理？
此诗首联塑造西行途中的旅人形象：“故园东望路漫漫”，在碰到入京使以后， 作者久久不语，只是默默凝视着东方，思乡的主题一上来便得到有力的揭 示。步步西去，家乡越来越远，“路漫漫”三字不仅指出这种事实，而且很 容易勾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清平乐])一类的感触 来。首句只叙事，不言情，但情感自生。第二句中的“龙钟”是沾湿的意 思，全句说： 揩眼泪已经揩湿了双袖，可是脸上的泪水仍旧不干。这种写法 虽有夸张，却极朴素、真切地再现了一个普通人想家想到极点的情态，没有丝 毫的矫揉造作。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两句是写遇到入京使者时欲捎书回家报平安又苦于没有纸笔的情形，完全是马上相逢行者匆匆的口气，写得十分传神。“逢”字点出了题目，在赶赴安西的途中，遇到作为入京使者的故人，彼此都鞍马倥偬，交臂而过，一个继续西行，一个东归长安，而自己的妻子也正在长安，正好托故人带封平安家信回去，可偏偏又无纸笔，也顾不上写信了，只好托故人带个口信，“凭君传语报平安”吧。这最后一句诗，处理得很简单，收束得很干净利落，但简净之中寄寓着诗人的一片深情，寄至味于淡薄，颇有韵味。岑参此行是抱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雄心的，此时，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有对帝京、故园相思眷恋的柔情，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胸襟，柔情与豪情交织相融，感人至深。
这首诗语言朴素自然，充满了浓郁边塞生活气息，既有生活情趣，又有人情味，清新明快，余味深长，不加雕琢，信口而成，而又感情真挚。诗人善于把许多人心头所想、口里要说的话，用艺术手法加以提炼和概括，使之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平易之中而又显出丰富的韵味，自能深入人心，历久不忘。岑参这首诗，正是有这一特色。
李煜在这篇文章中，极力表达的是对过去奢靡生活的追悔之情。李煜写这篇文章时，萦绕在心中的不仅有思念兄弟之情，更多的是对国事的忧威，即所谓“怆家艰之如毁”，只不过惧于当时的情势，不敢言明而已。
在这篇文章中，李煜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表述了自己手足不得相见的悲伤之情，以及对年轻时候兄弟们奢侈享乐生活的怀念：“量珠聘伎，纫彩维艘。被墙宇以耗帛，论邱山而委糟。”他感觉到，如今的手足分离，和当年这种不思振作的生活恐怕不无关系。“原有鸰兮相从飞，嗟予季兮不来归。空苍苍兮风凄凄，心那用兮泪涟满。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可谓此文名句。就在当年的三月，李煜继续派自己的弟弟李从谦如宋进贡珍宝器用金帛、并买宴钱，数量加倍。
文章以“尔之告我，曾非所宜”为结束，呼应开头的“左右进言”，说明在国破家亡与兄弟离索的悲痛心情下庆祝节日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