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雨过天晴，诗人站在高处，极目远眺，只见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开阔，空气清新，明净得一点儿尘埃都没有。

　　开篇两句，概写诗人“新晴野望”的感受：经过雨门的洗涤，空气显得格外清新明净，一尘不染；纵目四望，雨后的田野不仅开阔而且明亮，让人可以看到很远很远，仿佛可以把目光用尽似的。

　　诗人仅仅用了十个字，就牢牢抓住了雨后新晴的景物特征。读者也一下子被引进到这一特定的情境中去，随着诗人一起远眺。

　　“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远处，村口的城门矗立在河边渡头旁，村里的树木紧紧相连，一直延伸到小溪边。中国古代的城市大都设有人工开掘的护城河，高高的城墙就紧靠着护城河。但也有一些靠着江河的城市，因地制宜，以天然的江河为护城河，形成了“郭门临渡头”的情形。诗中这个临门的村落便是如此。

　　一座临着溪门的山村，村子的门楼紧靠着渡口，村中绿树环抱，一直伸延到溪边。溪门的白，城门的灰，村树的绿，在阳光的普照下交相辉映。这是一片令人神往的景色。而在平时，是不可能看得如此清晰分明的。随着雨过天晴而变化的，还不止这些。

　　“白门明田外，碧峰出山后”银白色的河门在麦田外闪动着粼粼波光，青碧的山峰在连绵的群山后傲然挺立。一场夏雨，改变了天空，改变了村庄，也改变了山和门。因为雨后门涨，晴日照映下，田野外的河门显得异常明亮；近处的山脊背后，平日模糊的远峰也清晰地显现出来，远近相衬，比平时更富层次。

　　这两句诗对仗工整，音韵优美，“明”、“出”二字用得尤其巧妙。“明”在这里是形容词用作动词，在雨后阳光的照耀下，溪门兀自明亮着，晃人眼目。与“明”相对应的“出”，将山峰拟人化了：远处碧色的峰峦，就仿佛一个个调皮的孩子，突然出现在群山的身后，让人惊奇。

　　诗到这里，一幅绝妙的图画已经俨然读者眼前：开阔的原野，恬静的村庄，清亮的溪流，兀立的山峦，这些在雨门洗涤下为之一新的景象，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画面上，有层次，有格局，有色彩，有明暗，意境清幽。然而，这样一幅画，虽然秀美，却总显得有些空旷，缺乏生机。于是，诗人在最后两句，给这幅静态画面加上了动态的人物。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初夏正是农忙季节，收割麦子、播种秧苗都在这个时候。而此时正值雨过天晴，农民们自然更要抓紧这有利的时机，倾家而出，到田地里劳作。农家人忙碌的身影，顿时给田野平添了无限生意。

　　这样的结尾，虚写一笔，却使整个画面都生动了起来。诗人笔下的田园风光，不仅景色秀美，而且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诗情画意，一片祥和安乐。这首诗基调明朗、健康，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

　　“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这两句先写冬日的阴冷景象并点明诗人的去向。“阴云”可连绵延续“百里”，亦见冬日昏暗无光之极。“覆”字又状尽阴云低垂之态。“雪泥”写初冬的雪易于溶化，落地之后和泥土融成“雪泥”，使路程更为难行。这句诗表面摹写路途雪泥交加的冬景，实则以此灰暗的色调揭示自己离别友人时依恋不舍的压抑心情。由于诗人此番赴兴元入令狐楚幕下，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令狐楚是文宗时的朝廷元老，又是一位有名的骈文家。李商隐第一次谒见他时年仅十六岁。十年来不断得到他的奖掖和资助，以致使李商隐得以迅速成长并考上进士。所以诗中不宜过多渲染消极气氛，故而次句“行人只在雪云西”就显得比较飘洒、轻捷。上句已言“阴云”有百里之阔，现又言诗人只在“雪云西”，故今日虽一时分别，却无须多时即能重新见面。因为兴元只在长安附近，往返极易。这句诗一改前句沉滞的气氛，使诗作的情感顿时转为温馨起来，仿佛是诗人在劝慰友人：你我之间只有一云之隔，无须过度悲伤，来日自有重聚之时。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在这两句诗中，诗人又抒发了自己对亲朋友人的殷殷深情。一方面李商隐对于令狐楚邀其入幕，并且可能导致从此仕途通达，是极感兴趣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亲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弟妹及其他亲朋也是十分眷恋的，因此才拖延了入幕的时间。以上李商隐在对待亲情和仕宦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便是这首诗后两句的创作思想基础。他既为自己能大展宏图而兴奋不已，同时亦情不自禁地沉缅于天伦之乐和友情相聚之中，故人还未到兴元，就在诗中流露出浓厚的乡情了。

　　这首诗在艺术上可以说很有李商隐初期诗作秾丽挺拔的特色。在叙述离情别意之时，这首诗同其他不少离别诗有较多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叙述离情别意时能够做到豁达而不过于伤感缠绵，同时还杂揉进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显得颇为飘逸别致。

　　《雪赋》是一篇清新婉丽的赋作，采用汉人假设主客陈说事物的方式，以梁王为主，司马相如、邹阳、枚乘为宾，引出作赋的设辞，描绘雪这一大自然的奇观。开篇写下雪之前寒云四起，气氛冷肃的场景。中间写雪景的一节。最后以几支咏雪之歌作为结束，引发出人生无常之感。此赋沿用了汉赋中假设主客的形式，从酝酿降雪写到雪霁天晴，展现了素净而奇丽的画面。全篇文采飞扬，用典繁雅，创造出一个晶莹剔透的世界。在艺术方面，全篇气势磅礴，语言清丽，境界开阔，充分展示了骈赋华丽铺排的艺术技巧。虽然写景时采用铺张描写的手法，但因为有顺序，冲淡了咏物赋常有的那种臃肿、板滞的弊病。此赋也有典故堆砌太多的缺点，略显生硬，这是因为时代风气影响而带来的艺术瑕疵。

　　开篇先写了降雪前的天气，“寒风积，愁云繁”，又写了雪花逐渐落下，从“微霰零”到“密雪下”的过程。作者假设主客，分别是梁王和他的臣子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人，这几位皆是辞赋大家。梁王命令司马相如以雪作赋，由此开启下文，多方面地描写雪这一自然奇观。

　　作者先借司马相如之口写雪之“义”。司马相如引用一系列与雪有关的典故，以说明雪历来都能得到人们的关注，将古人对雪吟诗作赋的雅事一一道来。多个典故均以“雪”为媒介，或隐喻先贤与民同乐的喜悦，或表达厌战思乡的情感，或解释君臣相处之道，或抒发哀民寒冻之苦，说明在不同情境和心境影响下，人们面对同样的降雪会生出不同的感触，就如司马相如所言：“雪之时义远矣哉！”下雪可谓一件意义深远的事，能让人生出无限感慨，而本文主旨，也是对雪发表各种议论。

　　其后，司马相如又分别描绘雪落前的情况和落雪时的胜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焦溪涸，汤谷凝。火井灭，温泉冰”，江河溪流大都已经结冰，天空中阴霾密布，暗淡无光。这阴冷灰暗的情景，预兆着一场大雪的到来。果然，没过多久，“霰淅沥而先集，雪粉糅而遂多”。从“其为状也，散漫交错”到“剖蚌列明珠”，把下雪时的场景描绘得如同仙境一般。雪花最初“蔼蔼浮浮”，呈星星点点的零散之态，然后渐渐变大， “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四处飞扬，后来“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渐渐堆积，最后大雪纷飞，洒落到大地山川的所有角度，顷刻间整个世界银装素裹，美到极致，晴雪耀目，冻雪垂冰，更是美轮美奂。

　　在这段描写中，雪之貌美、仪稚、妖娆、奇特尽数体现于字里行间。雪景如此优美，自然引人入胜。接下来，作者又借司马相如之口，罗列了多种赏雪的方式，以及由此触发的不同情感：有人在幽静的夜里赏雪，有人在飒飒的风中赏雪，有人在皎洁的月光下赏雪，还有人赏雪时饮着美酒，穿着皮衣，也有人在鹃鸟和孤雁的悲鸣声中赏雪。不同的场景，不免触发赏雪人的不同心情：“践霜雪之交积，怜枝叶之相违。驰遥思于千里，愿接手而同归”。触景生情，将浓厚的情感融入美丽的雪景，使文章更显得血肉丰满，情深意切。

　　文章首段已提到，陪同梁王宴饮赏雪的，除了司马相如，还“召邹生，延枚叟”。邹阳继司马相如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赏雪之感，创作了《积雪之歌》和《白雪之歌》，描写了诸多赏心悦目之物，如佳人、重幄、绮衾、明烛等能给人带来视觉美感，义如芳褥、熏香能带来嗅觉享受，又如对绕梁乐曲的描写，则是听觉的盛宴。但是，对这一番良辰美景的赞美中，还寄托着“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的感慨。“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耀于阳春”一句道出对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就像阶上的白雪，不管多么晶莹剔透，在温暖的阳春时节终会融化。从赏雪引申出生活感悟，并表达出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令人震撼。

　　最后概括全篇的乱语部分，文中的另一人物枚乘登场。枚乘将白雪与白羽、白玉作比较：白羽虽白却轻薄，白玉虽白却不融，都不能与“因时兴灭”的白雪相媲美。月亮隐藏起来，不能掩盖白雪的皎洁；日光照耀下，白雪依然不改气节。枚乘盛赞白雪的品质：不在乎虚无缥缈的声誉，不追求矫饰浮夸的品格，随云升降，伴风飘零，遇到什么事物就能依附它化作什么形象，遇到干净的东西就保持洁白，遇到污秽的事物就变得浑浊。在枚乘的描述下，白雪拥有了生命和灵性，被赋予人格化的特征。

　　从司马相如客观描摹雪景，到邹阳赏雪抒情，再到枚乘借雪说理，谢惠连通过历史人物代言，并赋予每个人不同任务，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现出了雪的特点。此赋语言接近诗化，在内涵方面又折射出佛玄观点，可谓文质兼备。在此赋之后，咏物小赋的涉及领域得以扩展，小赋的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对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意义深远。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