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词。
此词的上片便写情感，写送别。开头三句，“人生无奈别离何”，此是自然之事，亦是情深语，所以无奈者，是人世间终将有别离也，不能不为别离，别离而又无能为，是虽无，亦真不可不为无奈也。即人生中离别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无法改变的。只要亲情真挚，使在千里之外，也觉得很近。正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一种旷达。“无情对面是山河”一句写出作者深沉的感慨，因为建康是当时的抗金前线，词人也多次登建康赏心亭向北眺望中原山河，这次范廓之又要去建康游览，于是引起家国之恨。“但使”二语隽永之甚，“无情”两字，正是词人壮志未酬的忧怨。此处三句语意尤为拓展，既情深意厚，又胸次开阔。对面无情，咫尺天涯，固是路人姿态，若其衷不同，所谋所想为异，理想志意不相侔，根于现实世界之利益关系，则岂仅无情对面是山河而已，所谓无所不用其极以达其目的，世人岂吝为之者邪。
下片作见惯世面语，“而今”一句，仍可见作者之英雄豪气。由于投降派屈辱求和的政策，石头城下的江水也没有了那种怒涛。自己被排挤、受打击，已经闲居山林，假使不与鸥鸟为伴，也和披着蓑衣的渔父差不多。闲适旷达的背后，是志不得伸的愤懑、牢骚。寄语建康故人，而今归退田园，当无宦海风波之虞。
此词写送行而不流于感伤。明快爽朗，开人心胸。一起点明离宴，似悲实旷。上下两片，浑然相融，以此短篇而写寻常事，而能见出作者之性情、思想，而有特出之“神味”。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南。”词人一开篇就以泼墨式的手法，大笔挥洒，刻画出了一幅烟雨送别图。在一派烟雨之中，那船儿十分轻捷地从渡口离开，径直地渡过沧江，消失在迷茫的远方。这里，词人没有直接去写送者和行者，而只以津、舟、江、雨所组成的浑茫开阔的图画把二者都包容在其中。词人将“径”字加于“度”前，大有深意。“径”，直也。即使是妻悲女啼，情意绵婉，即使是气候恶劣，雨急浪险，船还是径直开走了。一字着力，用心良苦，寄情于景，令人回昧。
“双艣本无情，鸦轧如人语。”三、四两句，词人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出人意料地把摇动双橹而产生的连续低沉的声音当做触媒，由此而来的设想“荒诞”而又人情。连这本无生命、无感情的“双艣”也为上述的送别场景所感动，像一个阅尽人间悲欢的老人那样发出深情的喟叹，此时郁积于词人心中的感情也就不言而自明了。“双艣”“人语”的内容应充斥换头。当然，这实际上也就是词人的内心独白。前两句化用故事，对偶天成。这本来是两个各自独立并完整的故事，词人却借双艣之“口”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效果顿时强烈起来。一方无行，一方痴情；一方薄幸，一方坚贞。相比之下，人们很自然就会得出一敬一贬的结论。
“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最后两句以反诘呼起，透出更加强烈的感情。词人在“有什么东西能系住你的心”这一问之中，已经是在谴责丈夫之负心。接着，又以家中还有刚刚能够扶着床沿走路的三岁女儿来进行再一次的劝喻，诚挚委婉，撼动人心。
词人在词中将物拟人，以“物语”传己情。词人在接受这一影响的同时，以“舷语”来写自己心中所想，可谓推陈出新。
这是一首咏物词，用拟人的手法描写梅的孤傲独立，暗喻作者高风亮节的自我人格。
上片咏梅，写梅的姿态妖娆和高傲独立。“洗妆真态，不作铅花御”写梅的天然本色，不用胭脂花粉来装扮，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感。“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写梅的姿态，运用了拟人的方式，梅花从翠竹中斜伸出一枝来，就像一位幽独的佳人在天寒日暮时分，倚靠在修竹旁边。接下来“黄昏院落”五句承上句，写黄昏时分，无论是在院落里，还是寒风吹过白雪茫茫的江边之上，孤芳自赏的寒梅，始终发出阵阵的清香。这是对梅高洁品性的进一步赞美，也暗含了对仁人志士高尚品质的歌颂。
下片写由梅而抒情。从月下梅花做梦说起， “月边疏影”二句化用林逋咏梅的名句“疏影横斜”、 “月黄昏”来写在月光下，梅影稀疏，凄清无比，如同美人正进入那叫人销魂的梦境一般。“结子欲黄时”四句是写花落结成梅子，将要变黄时，又要下连绵不绝的细雨了。尽管梅不停地遭受雪和雨的摧残，但她依然独立绽放着花朵，清高绝俗，让人产生敬佩之情。结句“消瘦损，东阳也，试问花知否”，词人自比东阳，已经日渐消瘦了，还戏问花儿，尤显得超尘脱俗，潇洒飘逸。
全词以清丽委婉的笔墨，细腻的笔触，咏叹了梅花的清芳傲骨，表达了作者对高洁的梅花的赞赏之情，也带有一种期待被人赏识重用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