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
诗的首句“折冲儒墨阵堂堂”说苏轼用堂堂之阵来平息儒墨之争，学术不偏激，能得其平。赞扬苏轼的学识渊博，又以“折冲”的驰骋之意表现他洋溢的才气。“书入颜杨鸿雁行”，这里不是说苏轼的书法像颜真卿、杨凝式，而是说他和颜、杨两人一样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这句称赞他的书法高妙，是从运笔使墨、技艺不凡而言，又已经暗含着“师心使气”而写形传神的命意。第三句“胸中元自有丘壑”是全诗之眼。不仅是说苏轼落笔之前胸中已有成像，更强调了综合学识、才艺、经历等诸多因素在其内心积蓄的丰富涵养。即唯有这样的内涵，胸中才会有这样的成像。“故作老木蟠风霜”，这历尽“风霜”的“蟠曲”“老木”，岸然苍劲，既是高明笔墨的表现，也是画家胸襟的写照。“胸中丘壑”原是东晋谢鲲形容自己的隐逸情趣，被诗人借来表现画家的外观与内力的融合。这幅枯木，是苏轼胸中的郁结自然吐露的。跟凡庸之辈不同，所以落笔作画，有“老木蟠风霜”之态。至于称赞书法，当是画上有题字的原故。最后两句巧妙地把评画和品人结合到了一起。热情地赞扬了苏轼的艺术造诣，高度评价了苏轼的人格，两者结合，自然而贴切。
这首诗前二句说苏轼在学术上有集大成的特点，书法可与颜杨并驾并驱。后二句说正是这些深厚的艺术修养、人生体验，使苏轼画出格高韵古的枯木图，达到诗、书、画三者相互圆融的艺术的化境。诗以议论开端，仍以议论承转，通篇阐述画理，到尾句才扣到枯木图上。全诗构思特点是，不光写“老木蟠风霜”，还写出了苏轼的为人，写出了他的“折冲儒墨”，写出了他的“胸中丘壑”，构思奇特。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