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作者思念宋徽宗、钦宗被虏北方，叹息自己还不能复仇雪耻，下片表达自己为国救民的抱负和抗敌必胜的信心。词中借典故抒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上片写对二帝的怀念和报国无成的忧愁。“塞上风高，渔阳秋早。”因北国秋来，作者对囚居北国的宋徽宗、宋钦宗倍加怀念。渔阳本唐时蓟州，此处泛指北地。他所惆怅的是“翠华音杏”。自从二帝北行后，至今“翠华一去寂无踪”。（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不论“驿使”，还是“征鸿”，都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二帝的消息。这说明一位忠于君国的忠臣对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刻骨铭心的。
“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高宗起用李纲为相，李纲向高宗建议：“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宋史·李纲传》）由于高宗外受金兵强大压力，内受投降派的怂恿，无力振作，决心南逃。李纲被罢官，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深沐皇恩，“未成图报”，实在是无由图报，情有可原，只留下满怀遗憾，一腔悲愤。
下片由上片的“未成图报”过渡，继续抒发自己救国救民，抗敌雪耻的宏伟志愿。首先作者深有感慨地说，谁相信他有一片献给主上的耿耿丹心呢？朝政多变，情况复杂，和战不定，忠奸不辨，使他感伤。空叹自己“未作救民方召”。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召虎奉命讨平之。方、召都为周宣王时中兴功臣。李纲虽想效法方、召建立中兴之业，无奈高宗非中兴之主，不能信任他，他虽欲救国救民，不可得也。虽为自责之辞，亦不免含有对朝廷怨怼之意，只是怨而不怒而已。
“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调鼎为霖”出自《尚书·说命》。商王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他为相，将他治国的才能和作用比作鼎中调味。《韩诗外传》：“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后来因以调鼎比喻宰相治理天下。武丁又说：“若岁大旱，用汝（傅说）作霖雨。”李纲感到古代贤君对宰相如此倚重，对比自己虽曾一度为相，仅月馀即被罢免。他认为个人的进退出处，无足轻重。而一念及天下安危，国家存亡，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就他的文韬武略而言，如果登坛作将、领兵出征，他可以横扫燕然。此处泛指金国境内土地。李纲感到自己虽有出将入相之才，却无用武之地。
如果让他继续为相、为将，他将领十万精兵，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不是夸口，他的将才是杰出。据《大金国志》载：“靖康元年，斡离不围宋京师，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邱、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在被敌人包围的被动情况下，李纲尚能建立如此战功，如果真能让他“拥精兵十万”，则“横行沙漠”并非不可能。可惜他生不遇明君，又遭奸臣排挤，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壮志只能是梦想而已。皇帝被敌人俘虏，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迎归二帝，虽不可能重新君临天下，但这是报国仇、雪国耻，这也是包括李纲在内的南宋许多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李纲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从不灰心，始终雄心勃勃，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南北朝诗人谢朓以山水诗著称，而《秋夜》却是一首闺怨诗，深刻地描写闺中怀人那种难以驱遣的愁思。古人生活落后，却战乱不断。很多新婚男子被远征离家，留下诸多留守妇人愁漫空房，思满织机的悲壮诗篇。
诗中首写就用了“促织”、“捣衣”两种常代表秋寒将至、巧妇勤织、远寄征人的意象，寓情于象，托物起兴，引发长期分居的年青妇女对远方亲人孤苦情思。三四句怀着缠绵思愁，深深情愫，直诉衷情：思君忆君远无期，唯有梦中才能一见，梦醒情尤伤，太伤神，太伤情，无心睡眠，只有“夜夜空伫立”。
诗中虽只写“南邻”、“北窓”、“西户”三个方位名词，却有隐却了“东落”之意，让人体会到独守空房，苦对四壁，孤寂迫人之感。依窗凝望北方，那轻轻的垂帘却阻隔着远在万里的亲人，百般煎熬唯有无穷思忆。
诗中“西户月光入”用景物来喻示时间。“入”字用得细致入微，写出圆月西沉，长夜过半的幽静时刻，而思妇心系夫君，幽怨难眠那种寂寞难奈的心境。
在这“百草凝霜，玉阶露湿”的时节，久伫窗前。突然手触到湿冷的罗衣。啊！是露水侵润进来了。抬头往外一看，透过窗纱，隐隐看到湿漉的台阶闪着亮光。“何知”在这里更有惊觉之意。写出闺中妇人忘情沉思的痴呆形象。更表现出多年征战对夫妻家人的极度伤害。作者借秋夜思妇伤感情怀抒发了作者对征战的深深痛恨及对因征战长期分离的人民深表同情。
谢朓对唐代浪漫诗人李白影响极大。李白的诗中也常见谢朓所写物象。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就共用了谢朓《秋夜》中“捣衣”、“阶”、“露”。所以 清人王士稹《论诗绝句》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
周王室虽然还不能如后世中央集权王朝那样对全国进行牢固有效的控制，但周王毕竟身为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诸侯们还是要对之尽臣下的职责；实质性者如发生兵事时的勤王，礼仪性者如祭祀时的助祭。这首诗的开头写的便是诸侯助祭的情况。
因后世有“肃穆”一词，往往容易导致诗中“肃肃”“穆穆”属同义或近义的误会。其实两词含义用来颇有区别。“肃肃”是说助祭诸侯态度之恭敬，不仅是对祭祀对象——当时周天子的已故祖先，而且是对居祭祀中心地位的周天子本人；“穆穆”则既表周天子祭祀的端庄态度，又表其形态的盛美与威严。这样理解，二词分别用于助祭者（诸侯）、主祭者（天子），方可谓恰如其分。而那些丰盛的祭品（广牡），或为天子自备，或为诸侯所献，在庄严的颂乐声中，由诸侯协助天子陈列供奉。一个祭典，既有丰盛的祭品，又囊括了当时的政治要人，可见其极为隆重。
《毛诗序》说，《周颂·雝》是“禘大祖（即后稷）”，但诗中明言所祭为“皇考”“烈考”，其说难通。朱熹《诗集传》认为“皇考”指文王，“孝子”是武王，其说近是。以武王之威德功勋，召诸侯或诸侯主动来助祭，不仅不难，而且势在必然。不过，这种有诸侯相助祭祀皇考的典仪虽然始自武王，武王之后也会沿用，如成王祭武王、康王祭成王都会采用《周颂·雝》所描写的诸侯助祭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周天子在诸侯中的权威，也表现诸侯的臣服，成为周王室政权巩固的标志。周王室自然乐于定期显示这一标志。至于后来周王室力量衰落，渐渐失去对诸侯的控制，乃至诸侯纷纷萌生觊觎九鼎之心，恐怕这种标志的显示便难乎为继了。
“天哉皇考”以下八句，是祈求已故父王保佑之辞，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即臣贤君明，有此条件，自可国定邦安，政权巩固，使先人之灵放心无虞。二是“克昌厥后”，这与《周颂·烈文》《周颂·天作》中的“子孙保之”意义相似，对照钟鼎文中频频出现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及后世秦始皇的希望其后代“万世而为君”，读者不能不对上古（后世亦同）国君强烈追求己姓政权的绵延留下深刻印象。与这一点相比，“燕及皇天”（即使是虔诚的）和“眉寿”“繁祉”只能是陪衬而已。
这首诗是父母同祭的，因此说“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但“文母”的陪衬地位也很明显，这又是父系社会的必然现象。以这样内容的两句结尾是周颂中唯一之例，透露出《周颂·雝》是祭祀后撤去祭品的乐歌的信息，并为诸多《诗经》注疏、研究者所公认。按理说，每一祭典都有撤去祭品这一程序，撤祭诗不会仅此一首，既然现 在《诗经》只收录了《周颂·雝》，可见《诗经》的整理删定者（旧说为孔子）认为它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
此词系作者从京师返回洛阳后所作，故题为“西都作”。该词是北宋末年脍炙人口的一首小令，曾风行汴洛。词中，作者以“斜插梅花，傲视侯王”的山水郎自居，这是有深意的。据《宋史·文苑传》记载，他“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年间，钦宗召他至京师，欲授以学官，他固辞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终究拂衣还山。这首《鹧鸪天》，可以说是他前期词的代表作，也是他前半生人生态度和襟怀抱负的集中反映。
上片主要写作者在洛阳时纵情于山水，豪放不羁的生活。首句以“山水郎”自居，写自己热爱山水乃出于天性。直抒自己的生活理想，他不喜尘世，流连山水。接下来“天教分付与疏狂”则声称自己懒散的生活方式和狂放的性格特征亦属天赋，因而无法改变。这两句充分表现出了词人的性格特征，坦荡直爽，豪气四溢。 “曾批给雨”二句以天意抒怀抱，透露出作者远避俗世，怡然自得的心理。这二句充满了浪漫的精神，富于神奇的幻想，不仅对首句进行了绝妙而风趣的解释，而且透露了他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和对世俗发自内心的鄙弃。
下片用巧妙的方法表现作者赛神仙的淡泊胸怀。“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写作者诗思的丰富，酒量的很大，隐逸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表现为对诗与酒的钟情。面对“侯王”几曾看过，凸显词人对功名富贵的鄙夷，面对王侯的傲骨铮铮。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二句表现出作者不愿意返回京城官场，只想纵诗饮酒，与山水为伴，隐逸归老。玉楼金阙，本是人人羡慕向往的荣华富贵，但词人用一“慵”字，十分准确地表现了自己鄙薄名利的态度，相反对于“插梅花醉洛阳”的生活却十分欣赏留恋，体现名士的清高、名士的风流，“梅花”是高洁的象征，这里意在言词人的品性高洁。将高洁与疏狂的品性有机地统一起来，表现出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的狂放。
全词清隽婉丽，自然流畅，前后呼应，章法谨严，充分体现了作者蔑视权贵、傲视王侯、潇洒狂放的性格特征。
此词体现了词人鄙夷权贵、傲视王侯的风骨，读来令人感佩。无论从内容或艺术言之，这首词都堪称朱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首“天资旷远”，婉丽流畅的小令。全词清隽谐婉，自然流畅，而且前后呼应，章法谨严。上片第一句“天教分付与疏狂。”下片的“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和“且插梅花醉洛阳”，表现了词人的潇洒、狂放和卓尔不群，照应了“疏狂”：“玉楼金阙慵归去”则照应了“懒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