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木兰花慢》以描绘清明的节日风光，侧面地再现了宋真宗、仁宗年间社会升平时期的繁胜场面。清明时节风和日暖，百花盛开，芳草芊绵，人们习惯到郊野去扫墓、踏青。这首词就以北宋江南清明郊游为再现对象，生动地描绘了旖旎春色和当时盛况，是一首典型的“承平气象，形容曲致”之作。
起首六句二十四字，兼写清明乍雨、群花烂漫，点出春日郊游的特定风物。起笔便异常简洁地点明了时令。紫桐即油桐树，三月初应信风而开紫白色花朵，因先花后叶，故繁茂满枝，最能标志郊野清明的到来。一个“拆”字，写尽桐花烂漫的风致。“先清明”，经过夜来或将晓的一阵疏雨，郊野显得特地晴明清新，点出“清明之明”。作者选择了“艳杏”和“缃桃”等富于艳丽色彩的景物，使用了“烧”和“绣”具有雕饰工巧的动词，以突出春意最浓时景色的鲜妍正画。不过，这首词的重点不于对动人春色的工笔描绘，所以自“倾城”句始，词进入游春活动的描述。作者善于从宏观来把握整体的游春场面，又能捕捉到一些典型的具象。“倾城，尽寻胜去”是对春游盛况作总的勾勒。人们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熟食品，男骑宝马，女坐香车，到郊外去领略大自然的景色，充分享受春天的观乐。“雕鞍”代指马，“绀幰”即天青色的车幔，代指车。结两句，以万家之管弦新声大大地渲染了节日的气氛，词情向欢乐的高潮发展。词的上片，作者用浓墨重彩绘制出一幅生气盎然的清明踏青游乐图。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江南女子郊游的欢乐。柳永这位风流才子将注意力集中于艳冶妖娆、珠翠满头的市井妓女身上。这富于浪漫情调的春天郊野，她们的欢快与放浪，作者看来，为节日增添了浓郁的趣味和色彩，而事实上也正此。“盈盈”以女性的轻盈体态指代妇女，这里兼指众多的妇女。她们占芳寻胜，玩着传统的斗草游戏。踏青中最活跃的还是那些歌妓舞女们。她们艳冶出众，尽情地享受着春的欢乐和春的赐与。作者以“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衬出当日游人之众，排场之盛，同时也暗示这些游乐人群的主体是豪贵之家。这是全词欢乐情景的高潮。而作者对春之美好和生之欢乐的体验也抒发到了极致。继而词笔变化，作者继以肯定的语气，设想欢乐的人们，佳丽之地饮尽樽里的美酒，陶然大醉，有正玉山之倾倒。“罍”为古代酒器，即大酒樽。词的结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一句意思是，这些欢乐的人定是拚着明日醉卧画堂，今朝则非尽醉不休。不能把这一句简单用“醉生梦死”去界定，实际上，柳永这里讴歌的是古代女子这难得的自由机会和场合中所迸发的生命的快乐。
这首《木兰花慢》充分体现了柳词善予铺叙的表现特征。作者依赖调式变化、句式参差，造成了一种急促的节奏和繁密的语势；同时又通过特色景物的点染，大量细节的描写和场面的铺陈，将描写对象加以铺张渲染，为全词带来一种繁复之美。这是两宋时期广为传唱的“欢乐颂”和“春之歌”，体现了柳永创作风格的多样性。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此诗以回忆开头，为自己勾勒了一幅少年英雄形象。“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寸心无疑事，所向非徒然。”诗人少年时代，结交的朋友都是豪杰之士，座下骑的是金羁络头的骏马，身上穿的是鲜艳夺目的锦袍，腰间佩挂着龙泉宝剑，心里头没有什么疑难可怕之事，干什么事情都是所向无敌，马到成功。好一派豪放狂傲的气派！“赵与燕”，古云燕赵多豪杰，这里是借地名来比喻人。“金羁络马头，锦带横龙泉”是化用鲍照“聪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结客少年场行》）的句子，这或许是写实，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少年时代对功名的追求。“寸心无疑事，所向非徒然。”这两句把少年李白志大无畏，藐视一切，以为事业必成，功名必得的自信和狂妄表达得淋漓尽致，传神至极。
李白少怀大志，要“济苍生”、“安社稷”，希图“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曾多次自比管晏，并以大鹏自喻，希望一展宏图。可是，后来“遍干诸侯”，“厉抵卿相”，都累累碰壁，累累失败。直到玄宗天宝二年（743年），诗人四十三岁时，由道士吴筠推荐，玄宗皇帝命他供奉翰林，成了担任起草文书之类的侍臣。然而，仅仅两年时间就被解职放还了。所以诗人在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天真和狂妄之后，接着说：“晚节觉此疎，猎精草太玄。寸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经历了四十多年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才觉得自己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太寸疎狂妄，太不切实际。为了求得寸名，少年的豪气和锋芒差不多消磨殆尽了；那世俗的社会，小人得志，鸡犬升天，不可能容得贤人志士。不如像杨雄写《太玄经》那样，探求宇宙人生的哲理，淡泊宁静地过日子。这里所谓的“晚节”，按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其时诗人不过四十七岁，这当然是指诗人经历政治失败后的心境而言。“猎精草太玄”，用杨雄事。杨雄是汉代大经学家，早年也很有政治抱负，因参与王莽政变几乎丧命，后潜心学问。诗人援引杨雄的事例，表示效法之意。“寸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这两句与诗人的另一首诗《送族弟》中的“寸手无壮士，穷居使人低”两句很相似，都是愤世嫉俗之词，说明世俗卑污，正直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任用；即便侥幸得以任用，也不可能施展才能，实现抱负。因此，很自然地引出自己供奉翰林这段辉煌而短暂的历史来。
“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这几句写自己得到唐王任用的情况。由于好友吴筠的推荐，又得当朝宰相贺知章的赏识，玄宗皇帝亲自召见，金殿对策，口若悬河；命草蕃书，笔不停辍。玄宗大为高兴，御手调羹，宝床赐食，命供奉翰林，掌理文书。李白以布衣直接晋升翰林，一介书生，得此殊荣，这实在是他人生历程上辉煌的一章。所以，诗人感恩戴德又不无得意地写道：“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的确，李白开始非常兴奋，以为施展抱负的时机已经来到；殊不知当时的唐王朝已日趋腐败，危机四伏。玄宗与贵妃耽于淫乐，不理政务；李林甫等把持朝政，任人唯亲；安禄山等深得优宠，已有图谋。李白对此深为不满和痛恨，同时他的傲岸性格也为权贵们所憎恨。天宝三年（744年），李白就因谗谤而被革职放还，结束了不到两年的帝京生活。“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这两句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这段供奉翰林的词臣生活。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何况李白又是那种傲视王侯的人，危险性就更大了。杜甫《饮中八仙歌》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虽是夸张，但李白的傲慢可见一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白在政治上的失败是注定了的。本想攀龙附凤，建功立业，不料反从云天中坠落下来，跌了个粉身碎骨。由于这次教训，诗人认清了政治的黑暗和险恶，决意退避三舍，去修身养性。
“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卧海不关人，租税辽东田。”这几句表示自己要认真修炼，砥砺高尚品性。首先以秋蝉自励。蝉生于土，升于高木，吟风饮露，乃是高洁的象征。郭璞《蝉赞》云：“虫之精洁，可贵唯蝉。潜秽弃蜕，饮露恒鲜。”接着以学道求仙寄托情怀。李白信奉道教，到处求仙访道。确有记载，说他炼过金丹，受过道箓。我以为李白决不会相信人真能修炼成仙，他这种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种寄托而已。最后以高士管宁自勉。汉末管宁避乱辽东海隅三十余年，后魏文帝拜为大中大夫，魏明帝拜为光禄勋，皆辞而不就。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人或牛暴宁田者，宁为牵饲之，其人大惭。”文天祥《正气歌》也称道管宁“清操厉冰雪。”
最后写自己佯狂醉酒，辞别友人，回到了诗歌的题目上来。“乘兴忽复起，棹歌溪中船。”诗人本在一片淡泊宁静的气氛中守真励节，忽然来了兴致，便泛舟去游览。“棹歌”，是一边划桨一边唱歌，表现了诗人无拘无束的样子。“临醉谢葛强，山公欲倒鞭。”这里借用晋人山简的典故，形容自己的醉态。山简好酒，耽于优游。镇襄阳时，常常外出游嬉，每次必大醉而归。当地有歌谣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举鞭向葛强，何如并州儿?”“白接”，是一种白帽子，山简因为喝醉了酒，连帽子都戴反了。李白另有一首《襄阳曲》（其二）也是吟咏山简的：“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头上白接，倒著还骑马。”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好酒的劲头不亚于这位山公，故常引为知己。“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前。”最后点题，表明与“广陵诸公”辞别，表示自己要做一个狂人，做一个酒徒，随波逐流，苟且偷生。
这首诗文字虽短，但含量极大，差不多囊括了诗人一生的主要经历和思想变化，展示了诗人从一个积极的狂人到一个消极的狂人的演变过程。这当然是李白的人生悲剧，但是，“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归根到底，诗人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