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王维为送别友人祖咏而写的作品。
“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起句平易如话，写两人才相逢又相别了，刚高兴了一会，此时又悲伤了起来。这两句语言朴实平易但蕴含的情感又很丰富。“相逢”、“相送”、“方”、“还”传达出来去匆匆的遗憾。“还成泣”一方面表明友情是多么真挚、深厚；另一方面短暂的“笑”对“泣”又起了反衬、加强的作用。这两句真是天生的好言语。下两句亦是叙别。济州位于黄河下游，作者在《被出济州》中谓之“井邑海云深”，谪居于此，自然更生遥远之感了。他的愁入荒城，也含有不甘于这种境遇的意思。那首也是作于济州的《赠祖三咏》写道：“贫病子（指祖）既深，契阔（离散、劳苦）余不浅。”可见二人皆是天涯沦落人，因此友情就显得分外深厚了。“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这两句写到环境，仿佛一路絮谈，周围环境都未顾及，此时友人解缆离去，才注意到伫望中的这些景象。这两句使人产生时间感，“祖帐”进行了多长时间啊。这景象引起作者特别注意，自是迎合了他此时的情绪，表现出友人离去造成自己的空虚感、落寞感，而“日暮长河急”更加重了心绪的撩乱。沈德潜称“着此二语，下‘望君’句愈觉黯然。”（《唐诗别裁》）诗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望着友人离去，真是“黯然销魂”至极了。“解缆君已遥”，写船快，实则怨船快；“望君犹伫立”，一个“犹”可见他是何等执着。这类的诗句很多，只是王维这两句用两个“君”分明是谈话口吻，仿佛此时他在心里默默地与友人在交谈。
这首诗叙别情，在王维同类诗歌中，显得特别浓挚深至，而语言表达又很自然素朴，“天寒”二句的描写也似是不经意间的点染，王文濡评曰：“不设色而意自远，是画中之白描高手。”（《历代诗评注读本》）这真是“淡者屡深”（司空图语）了。
首联“去岁山川缙云岭，今年雨雪白登台”，交代行踪，说自己并不是今朝不得归家，而是久在异地，漂泊至今。“山川”、“雨雪”暗示在外的艰辛，今年的情形尤其令人伤悲，雪花纷至，山中寒气逼人。“可怜日至长为客，何意天涯数举杯”直抒胸臆，可叹游子在佳节时分，众人团圆之际，只能登高饮酒排解忧愁。“长”、“数”字表明诗人在外做客之久及思乡之苦。颈联“城晚角声通雁塞，关寒马色上龙堆”，放开视角，由景人情，由眼前的萧瑟之景联想到塞外边地的荒冷，以此烘托孤寂凄冷的心境。尾联收束全篇，想起故乡的风物，聊解愁肠，但路途遥远，即便是决眦也不能如愿。这重重的阻隔，加上料想故园的梅花正是恣情怒放，尽展风姿的时候，禁不住伤痛万分，还不如勿提此物。这样的心境使得善于含蓄寄意的诗人也直说“愁”字了。
这首诗代表了朱彝尊诗歌的特色。全诗讲究对仗，除尾联外，三联全都对仗工整。尤其是首联、颈联含有四个地名，使用自然贴切。另外，尾联还借用了杜诗的诗意。如此使诗歌典雅深婉，意味颇深，可以见出诗人才华出众。
文天祥此词起势颇为雄壮。起首四句以不凡的气势写出天地乾坤的辽阔，英雄豪杰决不会低头屈服，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像蛟龙出池，腾飞云间。“乾坤能大”，“能”，同恁，如许、这样之意。虽身陷囚笼，但壮士未更，深信人民反抗意志并没消沉，光复大业终会来临。“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出自《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写出自己信心，还与友人共勉。期冀他早脱牢笼，再干一番宏图伟业。“风雨”二句借写眼前景象，烘托囚徒的凄苦生活，抒发沉痛情怀，民族浩劫，所到之处皆已江山易手，长夜难寐，令人愁肠百结。他感叹自己身陷牢笼，无法收拾河山，重振乾坤。“横槊”五句，笔锋一转，虽然像曹操横槊题诗气吞万里，王粲登楼作赋风流千古的人物都已逝去，但眼前滚滚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壮阔气势，却使他重振精神，他相信，肯定有英雄继起，完成复国大业，词人情绪由悲转壮，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
下片言别。“堪笑”三句嘲笑自己和邓剡身不由己，随秋风流落在秦淮河畔，既点明时间、地点，又写出自己身陷囹圄的悲哀。宋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出使元营，因痛斥敌帅伯颜，被拘押至镇江，伺机脱逃，在淮水之间和敌骑数次相遇，历尽艰难才得南归。这次，又抵金陵一带，故称“重来淮水”。“镜里”二句以自己矢志不渝、坚贞不屈的决心回答邓剡赠词中坚持操守的勉励。“去去”三句，写他设想此去北国，在沙漠中依依回首中原的情景。收尾两句，更表达了词人的一腔忠愤：即使为国捐躯，也要化作杜鹃归来，生为民族奋斗，死后魂依故国，他把自己的赤子之心和满腔血泪都凝聚在这结句之中。
此词作于被俘北解途中，不仅没有绝望、悲哀的叹息，反而表现了激昂慷慨的气概，忠义之气，凛然纸上，炽热的爱国情怀，令人肃然起敬。文天祥的词是宋词最后的光辉。在词坛充满哀叹和悲观气氛的时候，他的词宛如沉沉夜幕中的一道闪电和一声惊雷，让人们在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之光。此词欢畅淋漓，不假修饰，无齐蓬之痕，绝无无病呻吟之态，直抒胸臆，苍凉悲壮。王国维《人间词话》曰：“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文天祥用生命和鲜血为“燃料”照亮了宋末词坛，可谓当时词坛中一颗耀眼的星辰，给人们留下了无比壮烈和崇高的最后印象。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