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对旅途生活的描写,不仅表达了诗人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朝廷的怀念。诗首联点名上任的时间,颔联写夜宿酒家附近,颈联写自己退隐的心情,尾联写退居后的生活。全诗语言凝练,却将感情表达淋漓尽致。
“日高犹掩水窗眠,枕簟清凉八月天"两句写的是诗人舟中高卧的情形,而“沽酒店”与“钓鱼船”,则是写诗人离开了朝廷,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旋涡。诗人感到自已是“退身江海”,是“无用”了;但“忧国朝廷自有贤”一句却清楚地表明:诗人的心仍然与政治斗争难割难分。“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这只不过是诗人的自我安慰而已。
这首诗是诗人是自愿外任途中创作,诗人心情比较轻松,对远离京城是非之地感到由衷的高兴,因而诗人虽也自谦无用,却并不显得消沉。诗人乘船顺江而下,由于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因而“日高犹掩水窗眠”,八月的枕席不冷不热,可以用清凉二:字来形容,诗人睡在上面,很是舒服。这一路没有严格的行程限制(这与贬谪之旅不同),所以船只停泊下来时还可以到附近的酒店去买酒喝,而晚上睡觉时经常将船只靠在钓鱼船旁,这还可以感受渔家悠闲自在的生活。诗人自谦地说自己现在退身到江海边上,应该能说明自己是无用之人,而朝廷自有忧国忧民的贤能之士。既然是这样,自己就没有什么顾虑,先到钱塘江边的西湖去吧,在那里可以不问世事地过上两三年,既可低吟诗句,也可悠闲自在地想醉就醉。
这首诗就是这样把丰富的感情蕴涵在平淡的描写之中,把丰富的内容概括在简炼的文字里。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清明踏青,是北宋时期一个非常热闹的民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愁,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也猎取这一盛况,创作出不朽的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柳永通过对这一民俗的描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享乐意识。
词的上片写太平盛世繁华都市中的春游。词一开篇即写景,“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这时候写的是自然景观,并且指明了这些景物是在“神州”,也就是汴京。接下来,“是处楼台”三句写都市人文景观,以“是以”二字开始,写出了都市繁华的广泛程度;后又以“腾沸”二字结束,写出了都市繁华的热闹程度。接下来是游春盛况的叙写。“游人”之“恣”,“驰骤”之“无限”,从行动上写出了游春人的心情舒朗,无拘无束;“娇马车如水”的比喻,借用了李煜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多少恨》),概写游春盛况,“寻芳选胜”则具体写游人的行踪,冠以“竞”字写出了游春人争先恐后的恣游心态。“归来向晚”对照开头“艳阳景”,表明游春活动从清晨的艳阳初升延续到黄昏日暮。结句“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可以说是游春活动的尾声了,以一“起”字领起,不仅极具画面感,且情韵无尽。
这首词的上片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北宋前期太平盛世都市繁荣,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而且“繁红”、“嫩绿”、“艳阳”、“朱门”、“新声”、“通衢”、“香尘”等一连串带有修饰性的词的运用,以及“明媚”、“腾沸”、“如水”、“近远”、“细细”等一连串工笔描写,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汴京春日的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上片都可以说是整首词的精华所在。
词的上片已写尽汴京太平景象,下片则进一步写歌舞之乐。“太平世”,直言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少年时”二句说自己还处于少年时期,不忍心把美好的时光轻易抛弃。“况有红妆”二句说自己有美女相伴,连用“红妆”、“楚腰”、“越艳”三个词来形容相伴歌女的美貌,之后,词人又引用了一个典故,出自王仁裕《开宝天元遗事》,书中说宫廷乐工许合子“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词人还用了“何啻”二字,说她们“一笑”何值“千金”,不仅突出了相伴美女的美貌,也从侧面反映了词人当时的奢侈生活。接下来,“向尊前”二句写歌舞之盛,此处多用典故。先写舞,“舞袖飘雪”,典故出自曹植《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后写歌,“歌响行云止”,引用《列子·汤问》秦青歌声“响遏行云”的典故。有美女相伴,又有歌舞欣赏,故而词人说“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希望用绳子把太阳系住,以便“从容痛饮”。这种挽留时光的方式独特、浪漫,表现了词人对少年韶光易逝的惶恐和无奈。
词中以自然的春光和人生的青春交相阐发,由珍惜春天而有珍惜青春的感慨。在词人看来,明媚的春天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欢乐,也同样提醒人们去尽情享受青春,不妨千金买笑、从容痛饮。“少年时”二句,体现出词人对人生短暂、青春更短的忧惧之心,所谓及时行乐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抵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