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这首诗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桑干”、“葱河”、“条支”、“天道”都是边疆地名。整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伐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前四句写征伐的频繁。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旆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洗兵”二句写征行的广远。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此二句用其意。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道草中牧马,其征行之广远自见。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更深厚了,是善于铺排点染的笔墨。“万里”二句是此段的结语。“万里长征战”,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括,“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没有一点矫情的喧呶叫嚣之感。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李白将这段妙文熔冶成“匈奴”两句诗。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盈畴,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秦家”二句。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二句背后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诗人深邃的观察与认识,成为诗中警策之句。没有正确的政策,争斗便不可能停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相互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战马独存犹感不足,加以号鸣思主,更增强物在人亡的悲凄;乌啄人肠犹以不足,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出情景的残酷,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浓重的笔墨。“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此段。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也只能一无所获。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全诗以此语意作结,点明主题。这一断语属于理语的范围,而非形象的描写。运用不当,易生抽象之弊。这里不同。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诗意旨豁然。有人怀疑这一句是批注语误入正文,可备一说,实际未必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三段的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每一段是叙事的一个自然段落,也是感情旋律的一个自然起伏。事和情配合得如此和谐,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汉《战城南》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李白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发展出一、二两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明自己的主张。艺术上则揉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如古辞“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和“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此诗锤炼为两组整齐的对称句,显得更加凝炼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的独特风格。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这首诗写诗人狱中凄惨的生活和对家人怀念的感情。这两首诗意境妻凉,感情真挚,心理描写动人。
诗的前两句描写御史台森然阴风阵阵的萧瑟环境,苏轼在阴冷孤寂的狱里睡不着,想起面对刽子手的情形,心惊胆战。
第三、第四句用“命如鸡”表达出苏轼对自我命运任人鱼肉的无奈和沉痛。这是一个亮节高格者的悲叹,不管身处何地何时,苏轼都始终追求这种自由、自我的坚定人格。
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苏轼觉得自己罪无可赦,思念起孩儿们,希望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都平常就好,能够平安喜乐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快要死了,还没让妻子过上富贵平安的日子,觉得特别愧对共患难过的妻子。这其中不无诗人悟透人生,平常就好的淡泊哲理。
结尾两句,苏轼希望葬在为官过的杭州。这表现出苏轼的忠直秉性,展现出他当官为民的作为和风骨。
在这首诗中,苏轼写了对妻子儿女的想念、对自己的感怀,还有自已死了之后尸体埋葬何地的嘱托。其哀伤之情浓郁,昔日气势全然不见,所以读此诗又不同于苏诗其他之作,别有一种情深凄怆之感。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这首诗的首联写刘评事虽暂时隐居,不久当复起用,而自己则事业无望;颔联写刘有谏草将由门下省采纳,尚待鹤书赴垄,诏请入朝;颈联写刘暂居莲峰之下,不久当入京师;尾联称美刘评事宠辱皆忘,欹枕读书,时惊蠹鱼从书中落下。这是一首应酬之作,用“君”与“我”相对,采用对偶的方式成文,诗中四句都是一些善颂善祷之语,并无深意,表达了诗人对仕途不顺的感叹。
首联即以对比手法写刘评事之居永乐是暂时闲休,但自己的闲居却不同于刘评事。刘评事只是一时退隐暂休,是将升迁的休闲,自己则全无本事和刘评事一样升迁,委婉曲折地写出自己难言之隐。
颔联是为刘评事不久即将升迁表示祝愿,两句实为倒装句。
颈联首句以望莲花峰可见写刘评事晋京之路已不远,以物寄意,显得生动突出,永乐地近潼关,莲花峰西峙,到莲花峰即与长安靠近,因而望莲花峰就可见晋京之路并不远,这也是劝慰祝愿之语;次句则为刘评事将来归京后这闲居之处将变得冷落空虚而惋惜。
尾联说自己已经完全忘却名利,每日惟有倚枕读书自乐,显然是自我排解之词。其心中难言之痛隐然见于言外。诗人在永乐闲居时始终不忘国事,急于用世之心理见于不少诗中,所以此篇诗之所谓忘名利,只能是强自排解之辞。
这首诗旨义甚明,在第二句。李商隐感叹“青云器业”之离已远去,“君”、“我”对举,刘乃“幽闲暂居”,我则“器业全疏”,相比照而寓心中感慨。三、四回应“暂居”。“封谏草”即“上封事”似刘评事暂离大理寺而将调谏职,如补阙拾遗之任,故下云“待鹤书”也。五、六“莲耸碧峰”、“水掖翠扇”,回应“幽闲”。七、八回到自身,照应“青云器业我全疏”:如今我惟日日与典籍图书为伴,枕落蠹鱼矣。七句写“忘名利”,是所谓“全疏”,此义山愤激之辞,而不是真忘其匡国之心、青云之志者。落句“惊”字妙,亦《赠田叟》之云“在野无贤心自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