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于这件事的。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有关当局请求,就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意气豪放、志得意满的人,他们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人,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光荣显耀,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天启六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作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这时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喊叫着追赶他。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着中丞的名字骂他,谈笑着死去了。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脸色一点也没改变。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木匣装起来,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偌大的国家,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剪发为僧,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长先生。
注释
蓼洲周公: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今苏州)人。万历年间进士,曾官福州推官、吏部主事、文选员外郎等职,因不满朝政,辞职归家。东林党人魏大中被逮,途经吴县时,周顺昌不避株连,曾招待过他。后周顺昌被捕遇害。崇祯年间,谥忠介。
郡:指吴郡,即今苏州市。
当道:执掌政权的人。
除逆阉废祠激址:谓清除魏忠贤生祠的旧址。除,修治,修整。逆阉,对魏忠贤的贬称。魏忠贤专权时,其党羽在各地为他建立生祠,事败后,这些祠堂均被废弃。
旌:表扬,赞扬。
去:距离。
墓:用作动词,即修墓。
皦皦:同“皎皎”,光洁,明亮。这里指显赫。
丙寅三月激望:天启七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此处属于作者笔误,实际应为天启六年丙寅年。
吾社:指应社。
行为士先者:行为能够成为士人表率的人。
声义:伸张正义。
缇骑:穿桔红色衣服的朝廷护卫马队。明清逮治犯人也用缇骑,故后世用以称呼捕役。
堪:忍受。
抶而仆激:谓将其打倒在地。抶,击。仆,使仆倒。
“是时”句:这时做苏州巡抚的人是魏忠贤的党羽。按,即毛一鹭。大中丞,官职名。抚吴,做吴地的巡抚。魏激私人,魏忠贤的党徒。
其:指毛一鹭。
呵:呵斥、责骂。
噪而相逐:大声吵嚷着追逐。
匿于溷藩:藏在厕所。溷,厕所。藩,篱、墙。
按诛:追究案情判定死罪。按,审查。
傫然:聚集的样子。
詈:骂。
脰:颈项,头颅。
函激:用棺材收殓他们。
大阉:指魏忠贤。
缙绅:也作“搢绅”,指古代缙笏(将笏插于腰带)、垂绅(垂着衣带)的人,即士大夫。缙,同“搢”,插。绅,大带。
编伍:指平民。古代编制平民户口,五家为一“伍”。
曷:同“何”。
矫诏:假托君命颁发的诏令。
钩党激捕:这里指搜捕东林党人。钩党,被指为有牵连的同党。
株治:株连惩治。
逡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
“非常”二句:非常激谋,指篡夺帝位的阴谋。猝发,突然发动。圣人:指崇祯皇帝朱由检。投缳道路:天启七年,崇祯即位,将魏忠贤放逐到凤阳去守陵,不久又派人去逮捕他。他得知消息后,畏罪吊死在路上。投缳,自缢。投,掷、扔。缳,绳圈,绞索。
抵罪:因犯罪而受相应的惩罚。
“而又有”二句:还有剃发为僧,闭门索居,假装疯颠而不知下落的。
辱人贱行: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
暴:显露。
赠谥美显:指崇祯追赠周顺昌“忠介”的谥号。美显:美好荣耀。
加其土封:增修他们的坟墓。
百世激遇:百代的幸遇。
户牖:指家里。户,门。牖,窗。
隶使激:当作仆隶一样差使他们。隶,名词用作状语,像对待奴仆那样。
屈:使屈身,倾倒。
扼腕墓道:用手握腕,表示情绪激动、振奋或惋惜。
明死生激大:表明死生的重大意义。
匹夫:指平民,这里指五义士。
社稷:国家。
冏卿:太仆卿,官职名。
因激吴公:吴默,字因激。
太史:指翰林院修撰。
文起文公:文震孟,字文起。
孟长姚公:姚希孟,字孟长。
本文写的是明末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
《五人墓碑记》描述了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不畏强暴与魏忠贤之流英勇斗争的事迹,歌颂了其中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
本文描述了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和苏州百姓不畏强暴与魏忠贤之流英勇斗争的事迹,歌颂了其中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文章字数不多,但生动形象,感人肺腑;这除了内容真实、选材典型外,尤其体现在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上。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古代的墓碑记属于杂体,常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体。
一、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古代的墓碑记属于杂体,常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
本文即具有这样的特色——既记录了有关五位义士的斗争史实,又在议论中抒发了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其中文章的第二部分记叙了苏州市民为蓼洲周公伸张正义与阉党斗争的始末。这一部分看似单纯记叙,但我们能从中领略到作者对五位义士的敬慕热爱之情和对阉党的刻骨仇恨。如: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五人斗争及其牺牲的意义。在议论中兼有记叙和抒情。比如记缙绅的“易志”,写阉党的“不敢复有株治”,魏忠贤的畏罪自缢,身居高爵显位的阉党受惩治时表现的可耻行为等等。
这样写既能把要记叙的人物事件交代清楚,让那些斗争的场面历历再目,使人受到感染,又能把这一事件所起的作用揭示出来,以达到表彰英烈、激励后人的目的。文章字数不多,但生动形象,感人肺腑;这除了内容真实、选材典型外,尤其体现在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上。
二、成功地运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把人物的特点描绘得更为突出鲜明
⒈以“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病死,与“草野之无闻者”的就义进行对比——一个名字从此湮没,一个却如此光明显耀。2.以读诗书受古训的缙绅,与“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的五位义士进行对比——一个易志,一个高风亮节。3.用“高爵显位”之人不择手段苟全性命的卑劣行为,与五人从容就义进行对比——一个辱人贱行,一个仗义牺牲。运用这样的对比手法所起的作用:一是揭示了达官贵人的种种丑态,反衬出五人大义凛然、不畏强暴、临难不苟的高尚品格。二是为议论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论据,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三是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逻辑的力量。这三个对比,层层深入,由低层(五人与一般“富贵之子”)到中层(五人与缙绅),进而到高层(五人与高官显爵),五义士牺牲的价值、死后产生的巨大影响等深刻意义,以“义”为核心,示了“死生之大”。
(《五人墓碑记》一文成功运用对比手法,来突出五义士牺牲的光荣,写得极为生动有力。第二段把五人的死同富贵之子的死进行对比,突出五人之死的伟大。第五段把五人的表现同缙绅的所作所为对比,突出五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第六段把五人的死同高爵显位抵罪后的丑行对比,突出五人之死的意义重大。最后,作者假设五人保其首领与光荣而死后的影响对比,突出五人荣于身后的显要。这样反复对比,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也强化了文章的主题。)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此诗既是诗人为自己的诗集题记,又是赠友之作,而且是“戏赠”,即兼有与友人戏谑的意思。全诗八句,诗人首先举出自己全部诗作中最有名气、流传最广的代表作,表明自己的创作用心。先列出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强调其情感文采;再列出讽喻组诗《秦中吟》,强调其社会价值:接近《诗经》之“正声”。白居易特意列举出了自己的这些作品,意在表明自己的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思想和自己成功的实践。
诗第三、四两句下,诗人曾分别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是格变。”又注:“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余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元稹写诗乃受到白居易的启发,李绅、白居易同作乐府,但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后来居上,令李绅自叹弗如,这里称元稹为“老元”,称李绅为“短李”,又故称曰“偷”、曰“伏”,都朋友之间的戏辞,由此也可见元、李、白三诗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诗中接着写“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这是诗人结合自己命运遭际的牢骚话。他说:世上富贵人人所羡,但我却命中无份,看来只有身后的文名,聊可自慰了。这里虽有对自己诗才的自许,但也蕴含着不平和辛酸。白居易后来在与遭谗被贬的好友刘禹锡会面时,曾即席赋诗相赠,其中有诗云:“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虽是就诗人刘禹锡的遭遇说的,但也是发诗人自己的心声。最后,诗人更以故做自傲的语气,夸饰自己新编诗集后的得意心情。
从写作背景来看,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感情是复杂的,表面上是自矜自许,是对自己文章的夸耀,是对友人的戏谑,但实质上充满不平、辛酸和自嘲,当然也不乏对自己才能的自豪。从整个诗的风格来看,可以说是亦庄亦谐,名曰“题卷”,而不拘泥于记事;称为“戏赠”,并不仅是戏言。全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寓深意于轻松调侃之中,既诙谐幽默,又耐人寻味。
本词开篇切题,由雪而起。关山河川,冰封万里,耸起的林木如同梨树白花满枝。“梨云”即梨花云,语出《墨庄漫录》中所引唐代诗人王建《梦看梨花云歌》中“薄薄落落雾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一句,原指梦中恍惚所见如云似雪的缤纷梨花,后世文人常用以摹状雪景。“连线骑”即古代名马“连线骢”,因其毛色深浅斑驳而称,此处为押韵而改,即指骏马。词人冒雪“冲寒”跨马驰骋,迸发出胸中一腔难以抑制的不平之气。此番登上大观亭,原为旧地重游。初到此地时,正值黄梅时节,词人凭倚高栏,耳中所闻,惟有一片雨声,令人困倦。如今重到此地,雾霭迷蒙,烟水障目,依然无法使词人敞开胸怀。随后深入一笔:“算夔巫万里,金焦两点,谁说与,苍茫意?”“谁说与”即“与谁说”。整句的意思是:从远处长江中游的夔门、巫峡到近处长江下游的金山、焦山,神州江山,腹地受侵,而词人心中的忧思和迷茫无人可诉。“算”字意谓反复、费神地寻思。写出了词人找不到知音、得不到理解的悲哀和痛苦。其实这又何尝不是词人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怨责?
“却忆蛟台往事,耀弓刀,舳舻天际”,“蛟台”在今广东虎门附近;“舳舻”是船头和船尾的合称,泛指前后首尾相接的船队。词人追忆自己当年与林则徐在虎门协力禁烟,多次率领舰队抗击英国侵略者。“耀弓刀,舳舻天际”便是描绘当时的战斗场景。着一“耀”字,表现出中华正义之师的威风与豪气,也明白地道出作为主要指挥者之一的邓廷桢以此壮举为骄傲的光荣感。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如今眼前只剩下江上迷离的渔船和天边模糊的雁群,因为词人已被革职,已经远离了前线,不能再横枪勒马,为国效力。此刻他只能站在大观亭上,凝望残山,送别黄昏,只能望着远处江水东逝,借酒浇愁。
词人怀着满腔热情,却是报国无门,这使他深感困惑,而这也正是近代中国的悲哀。即使词人放弃追求,别人也会理解他的这种选择,因为他已无法再积极作为。但词人不愿就此度过余生,他依然怀着自己不渝的情操,保持着不屈不挠的品格。词以踏雪折梅作结,即向世人表明这样的夙愿,从而使整篇词意得以进一步升华。
这首词的作意,小序里交待得很清楚。东坡爱和僧人交往,喜欢谈禅说法,这首词既是应和尚的请求而作,自然透露出禅机。“双龙对起”,起笔便有拔地千寻、突兀凌云之势。两株古松冲天而起,铜枝铁干,屈伸偃仰,如白甲苍髯的两条巨龙,张牙舞爪,在烟雨中飞腾。前两句写古松,写的是想象中的幻景。词人乍一见古松,即产生龙的联想,而龙是兴风作雨的神物,恍惚中似见双龙在风雨中翻腾。当时已是傍晚,浓荫遮掩的枝干,若隐若现,也容易产生烟雨的错觉。接着,词人从幻景中清醒过来。眼见凌霄花的金红色花朵,掩映一片墨绿苍翠之间,他仿佛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一个和尚,躺在浓荫下的竹床上,清闲地小憩呢。
从湖上吹来的风,又清又软,多么温柔,不知是怕吹醒了幽人呢还是怜惜娇嫩的凌霄花。一对喜鹊,飞来树上,叽叽喳喳争吵些什么呢?但树自在,花自香,幽人自梦。有人说,一对喜鹊争噪,将”疏影微香“、”幽人梦长“的意境搅得稀糟。这是不明白闹与静的辩证关系。人世的纷争更能显出佛门的超脱,鸟儿的鸣叫更能显示境界的幽静。隋王籍不是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的名句吗?在微风的摩挲之下,青翠的松枝伸展摇动,金红色的凌霄花儿微微颤动。在浓绿的枝叶之中,忽然一点金红,轻飘飘、慢悠悠地离开枝蔓,缓缓而下,渐落渐近,安然无声。过了好一会儿,又是一点金红,缓缓而下。如此境界,令人神清气爽,思虑顿消,整个身心都融化在一片无我、无物、无思、无虑,纯任自然,天机自运的恬淡之中。
综观全词,在对立中求得和谐,是其创造意境的艺术特色。整首词写的物象只有两种:古松和凌霄花。前者是阳刚之美,后者是阴柔之美。而凌霄花是描写的重点,“双龙对起”的劲健气势被“疏影微香”、“湖风清软”所软化,作为一种陪衬,统一阴柔之美中。从词的上片看,是动与静的对立,“对起”的飞腾激烈的动势和“疏影微香”、“幽人昼梦”静态成对比。词的下片是闹与静的对立,鹊的“噪”和凌霄花无言的“下”形成对比。就是在这种对立的和谐之中,词人创造出了一种超然物外,虚静清空的艺术境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没有主观的评价,没有自我情感的直接表露,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风景画。而在这天然的图画中,没有任何人力的作用,没有人的丝毫活动,树风花鸟自由自在,了无交涉,昼梦的幽人似乎也融化为自然之中了。这是禅意的诗的艺术表现。
“雨雪隔榆溪,从军度陇西。”首联破题,交代了时间、地点、事件,为下文营造了特定的氛围。首尾照应,前说下雪隔断了边塞,指隔断了回家的路,后说不要忘了回家的路。陇西一语双关,一指陇西边关要塞,可见戍边之寒远,陇又有坟墓之意,所以又指战争之残酷。(鲍照《芜城赋》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
“绕阵看狐迹,依山见马蹄。”颔联承接首联,进一步写出了边塞的荒凉景象。“狐”字,使人联想到狐死首丘,传说狐之将死,头必朝向出生的山丘,比喻不忘本或对家乡的思念,与荒凉形成对比突出戍卒的思乡之情。
“天寒阵彩坏,地暗鼓声低。”颈联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把边地的寒冷、阴暗、萧条与士卒压抑、沉闷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
“漫漫愁云起,苍苍别路迷。”尾联总结全诗,点出了戍卒思乡这个主题。正因为有了这个主题,则前几句诗的萧条之景也找到了落足点。“愁云”和“迷”,不只是自然景象的反映,更是戍卒内心情绪的传达。
上阙写废寺之外景,荒凉冷寂,繁华消歇。“败叶填溪水已冰”,秋天的树叶凋零了,遂成“败叶”,而萧瑟的秋风又将这些枯叶吹到溪水里。“填”字说明败叶之多,给人一种沉重压抑之感。“水已冰”说明时令已值深秋冬。“夕阳犹照短长亭”说的是荒秋暮景。黄昏时分,夕阳斜照长亭短亭,而行人已经杳无踪迹。此句表面上说的是亭,实际上是人,因为长亭也好,短亭也罢,在古代皆含送别之意。此句勾勒的残阳落照、野亭萧然的暮景与前句“败叶填溪水已冰”的意境十分相合,遂为全词定下凄凉的基调。有了背景的铺垫后,作者开始切入“废寺”主题。“何年废寺失题名”,古人游览庙宇时常题名以资纪念,这些题名经年遭受风吹雨打,最终模糊难辨,以至作者想要追问这究竟是哪一年的寺庙。这一句是正面渲染废庙的冷落苍凉。
下片写废寺内景,残破不堪,香火断绝。“倚马客长碑上字,斗鸡人拨佛前灯”。此二句谓到此寺中之人已非往日的善男信女,而是前来闲游的过客,或是贵族豪门的公子哥们。其中“斗鸡人拨佛前灯”一句用了唐朝贾昌的典事。唐玄宗好斗鸡,在两宫之间设立斗鸡坊。贾昌七岁,通晓鸟语,驯鸡如神,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长,每天赏赐金帛。贾昌父亲死,玄宗赐他葬器。天下人称其“神鸡童”。贾昌被玄宗恩宠四十年。天宝间,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奔蜀,贾昌换了姓名,依傍于佛寺。其家被乱兵劫掠,一物无存。大历年间,贾昌依存于寺僧,读佛经,渐通文字,了解经义。日食粥一杯,卧草席。作者用贾昌的故事显然是说寺庙的命运同人的命运一样,在风雨流年中饱经盛衰兴亡、荣辱浮沉,最终繁华不再,一切归于荒凉冷落。结尾“净消尘土礼金经”,更是精警妙出,充分体现了纳兰词“君本春人而多秋思”(梁佩兰评性德语)的凄凉哀婉之风。此句谓,那些长碑者也好,斗鸡人也罢,以及过去来到这里的贵宦雅宾、文人墨客,虽然贤愚有所不同,然而在这劳劳尘世,终同归一梦。这分明是“人生如梦”的感喟了,但是再也没有苏东坡“一樽还酹江月”的豪放与洒脱,有的仅是对“悲欢离合终成空”的无限悲凉的感怀。
全词语调低沉,含蕴良多,耐人寻味,透露了纳兰内心深处不胜苍凉的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