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四月,苏轼第一次吃到了因博得过杨贵妃的一笑而闻名的荔枝。经他的品赏,荔枝本身就被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不是给“妃子笑”作陪衬的物品了。相反在诗里,妃子倒过来只成了荔枝的陪衬,一起作为陪衬的还有山楂和梨,都被荔枝比下去了。与荔枝同享赞美的是作为荔枝伴侣的松、桧和品味相像的江鳐柱、河豚鱼,而杨梅和卢橘则因为比荔枝稍为早熟,许其为“先驱”。东坡先生一边喝着桂花酒,一边饶有兴致地作着点评,令人感到情趣盎然,而细读之下,却又寓意良深。荔支的“厚味”和“高格”原是东坡先生的人格像喻,“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寓含着不需要皇家的赏鉴,其自身的美便具有价值的意思。
与黄州时期咏海棠的诗相比,虽然都是以物自比,借物抒怀,但含义很不相同。海棠诗是一片凄清寂寞的氛围,诗人与海棠孤独相对,同病相怜;此诗却显得热闹,为荔枝找了许多先驱、陪衬和伴侣,仿佛并不孤独。海棠是那种流落异邦、得不到欣赏的美,荔枝则是自具风姿、远处南方的云山之上与松桧同老、不必等待欣赏的美。所以,写海棠诗的苏轼心怀孤傲不平之气,写荔枝诗的苏轼则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颇为放达自适。所谓“南来万里真良图”,这远离朝廷、没有霜雪打击的南方,才是适宜于荔枝生长之地,回顾北方的霜雪之下被困的山楂和梨,真是粗俗之物了。
因此,作此诗的次年,苏轼再次吃到荔枝的时候,就更明快地表示: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诗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 ”,点明踏青节江上春游。次句“东风日暖闻吹笙 ”,写江行游春的最初感觉和印象。和煦的东风,温暖的旭日,都散发着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声,也似乎带着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湿,天寒吹久则声涩不扬,须以微火香料暖笙。东风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声清了。“闻吹笙”和“东风日暖”分别从听觉和感觉写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到处是暖洋洋的春意。
颔联“花须柳眼各无赖,紫闻黄蜂俱有情。”写江上春色。如果说首联还是描写刚接触外界事物时一种自然的感受,这一联则是有意寻春、赏春了。花、柳、蜂、闻,都是春天最常见的事物,是春天生命与活力的标志,红(花)、绿(柳)、黄、紫,更写出了春天绚烂色彩。但这一联不仅抒写诗人对美丽春色的流连陶醉,而且委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触动的伤感。“无赖”即“ 无心”,与“有情”相对。花、柳是没有人的感觉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规律行事,春天来了,便吐蕊、长叶,在东风旭日中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不顾人的悲欢哀乐,故源“无赖 ”。蜂、闻是有生命的动物,春到人间,穿花绕柳,翩翩飞舞,像是满怀喜悦宣告着春天的来临,故说“有情 ”。然而,不管是无心的花柳,还是有情的蜂闻,它们作为春色的标志,生命活力的象征,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诗人形成鲜明对照。细味“各”字、“俱”字,不难发觉其中透露出的隐痛。诗人写江间春色,写物遂其情,正是为了要反衬出自己的沉沦身世与凄苦心境。何焯说:“前半逼出忆归,如此浓至,却使人不觉 ”。这“不觉”正是诗的蕴藉处。
颈联“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转写长期寄幕思归。元亮井,用陶渊明(字元亮 )《归园田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亚夫营,用周亚夫屯兵细柳营事,暗寓幕主的柳姓。虽用典,却像随手拈来,信口道出。他曾说自己“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可见诗人连归隐躬耕的起码物质条件也没有。“万里”、“三年”,表面上是写空间的悬隔,时间的漫长,实际上正是抒写欲归不能的苦闷和无奈。对照着“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写意》)、“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等诗句,不难感到“三年从事亚夫营”之中所蕴含的羁泊天涯的痛苦。
末联“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写新滩流水在作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涨,新滩流水在一般游春者听来,自然是欢畅悦耳的春之歌;但在思归不得的天涯羁旅的作者耳中,却像是午夜檐间风雨的凄凉之声,不断撩动着自己的羁愁,所以发出“新滩莫悟游人意”的嗟叹。本是作者主观感情作怪,却说“新滩莫悟”,曲折有致。
李商隐许多抒写身世之悲的诗篇,往往以深沉凝重的笔调,绮丽精工的语言,着意渲染出一种迷蒙悲凄的环境气氛。这首诗却以乐境写哀思,以美丽的春色反衬自己凄苦的身世,以轻快流走的笔调抒发抑塞不舒的情怀,以清空如话的语言表现宛转曲折的情思,具有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艺术效果。
这首五言古诗《妾薄命》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此诗“依题立义”,通过叙述陈皇后阿娇由得宠到失宠之事,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以色事人,色衰而唾弛的悲剧命运。
这首五言古诗《妾薄命》属乐府杂曲歌辞。李白的这首《妾薄命》通过对汉武帝皇后陈阿娇逃脱不了色衰而唾驰的悲惨终局的描写,表达了一种悲悯,悲悯当中又有一种启示。
全诗十六句,每四句基本为一个层次。诗的前四句,先写阿娇的受宠,而从“金屋藏娇”写起,欲抑先扬,以反衬失宠后的冷落。据《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刘彻数岁时,他的姑母长公主问他:“儿欲得妇否?”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曰:“不用。”最后指其女阿娇问:“阿娇好否?”刘彻笑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刘彻即位后,阿娇做了皇后,也曾宠极一时。诗中用“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两句夸张的诗句,形象地描绘出阿娇受宠时的气焰之盛,真是炙手可热,不可一世。但是,好景不长。从“宠极唾还歇”以下四句,笔锋一转,描写阿娇的失宠,俯仰之间,笔底翻出波澜。娇妒的陈皇后,为了“夺宠”,曾做了种种努力,她重金聘请司马相如写《长门赋》,“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李白《白头吟》;又曾用女巫楚服的法术,“令上意回”。前者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后者反因此得罪,后来成了“废皇后”,幽居于长门宫内,虽与皇帝相隔一步之远,但咫尺天涯,宫车不肯暂回。“雨落不上天”以下四句,用形象的比喻,极言“令上意回”之不可能,与《白头吟》所谓“东流不作西归水”、“覆水再收岂满杯”词旨相同。最后四句交代其中原因。
诗人用比兴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这样一条规律:“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这发人深省的诗句,是一篇之警策,它对以色取人者进行了讽刺,同时对“以色事人”而暂时得宠者,也是一个警告。诗人用比喻来说理,用比兴来议论,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和比兴的作用,不去说理,胜似说理,不去议论,而又高于议论,颇得理趣。由此可知靠美色取悦与皇上不能得到多少好处。唾是应该有距离的,不能距离为零,否则物极必反。
这首诗语言质朴自然,气韵天成,比喻贴切,对比鲜明,得宠与失宠相比,“芙蓉花”与“断根草”相比,比中见义。全诗半是比拟,从比中得出结论:“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显得自然而又奇警,自然得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奇警处,读之让人惊心动魄。
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它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得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世。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自宋玉于《九辩》中留下“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即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我言”说出的是诗人的自信,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阔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一个“排”字,所蕴涵的深意,尽在不言中了。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它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素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冶情的美的感受。
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扬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
这首诗一二句写出了北陂杏花的娇媚之美,后两句表现了杏花高洁的品性之美,作者寄情于物,体现出王安石刚强耿介的个性和孤芳自赏的人生追求。
这首绝句写于王安石贬居江宁之后,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王安石晚年时期,他的绝句尤好。曾有人言,唐代以后无诗,此论太极端了点。王安石晚年的绝句有不少是直追唐人的,在议论入诗上,他的议论与描叙结合得很紧,而且议论不浅白直切,而是含蕴有味。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这两句写景状物,描绘杏花临水照影之娇媚。首句点明杏花所处地理位置。“陂”,此处是指池塘。一池碧绿的春水环绕着杏树,预示着勃发的生机。“绕”字用得精巧,既写陂水曲折蜿蜒之流势,又写水花之相依相亲。王安石爱用“绕”字摹写山形水势,如他《江上》一诗中说:“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在《书湖阴先生壁》(其一)中写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又在《钟山即事》中说“涧水无声绕竹流”,有清婉、柔媚、幽静之感。
“花影妖娆各占春”从花与影两个方面写杏花的绰约风姿。满树繁花竞相开放,满池花影摇曳迷离。“妖娆”二字本用于写人,这里移用于杏花,展现了杏花争奇斗妍的照人光彩。一个“各”字,表明在诗人眼中,花与影一样地美艳、多情,一样令人流连忘返、沉迷自失。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说:“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泻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涨春渌周遭,俯视红影移鱼舠’,皆观其影。”王安石写花善于从本体和投影两方面着手,如此刻画,虚实相生:一方面使景物更具立体的美,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诗人的审美趣味,即对虚静恬淡之美的情有独钟。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这两句议论抒情,褒扬北陂杏花品性之美。
这两句对偶精工,如陈衍《宋诗精华录》说:“荆公绝句,多对语甚工者,似是作律诗未就化成截句(绝句)。”这两句托物言志,耐人玩味。“春风吹作雪”,这一笔淋漓地描绘出风吹杏树,落英缤纷,似漫天飞雪,而随波逐流的凄美景象,比喻生动,浮想联翩。即便是春风轻拂,娇媚的花儿也不堪吹折,它凋谢了,零落了,这本是让人黯然神伤的。但诗人却偏说它胜过南陌杏花,矜持与自足之意溢于言表。这一对比启人深思:“南陌”在此诗中与“北陂”相对立,这两个背景意象包含着一种空间的隐喻。若说清幽静谧的“北陂”是远离浮世喧嚣的隐逸之所,则“南陌”正是熙来攘往、物欲横陈的名利之场。
“南陌”繁华,“北陂”僻静;“南陌”热闹,“北陂”空寂;北陂杏花即使零落了,尚可在一泓清波中保持素洁;而南陌的杏花要么历尽亵玩、任人攀折;要么凋零路面、任人践踏,碾成尘土,满身污秽。若说这南陌杏花是邀功请赏、党同伐异的得势权臣的影射,则北陂杏花是诗人刚强耿介、孤芳自赏的自我人格的象征。王安石从1070年(熙宁三年)到1076年(熙宁九年),两次拜相,又两次罢相,最后退居江宁,寄情于半山。罢相之后,他虽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但仍然坚持自己原有的改革信念与立场,积极倡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一“纵”,一“绝”,呼应紧密,激浊扬清,掷地有声地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与人生操守。
绝句由于篇幅短小,很忌一气直下,没有波折。这首诗句句写临水杏花,第二句承第一句;第三、四句承第二句,却宕开一层,以“纵被”领句,用“绝胜”作呼应,便使全诗跌宕有致,富于曲折变化。这样布局,有直写,有侧写,有描绘,有议论,诗人自己爱好高洁的品格也就贯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