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开宗明义,指出羽林军的来源是“长安恶少”,都是坏得出了名的!他们在楼下打劫客商,转身上楼,便大吃大喝起来。一般强盗作案后,要隐匿潜逃,而这批恶少,堂而皇之,无视法纪。他们不仅转身上楼醉酒,毫无顾忌,而且是“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诗人接连使用“楼下”、“楼上”、“天明”、“散入”诸词以显示这是一连串毫无顾忌的行动;写他们在长安城中,大摇大摆地干坏事;楼下劫财,楼上醉酒,天明又从楼上下来,径到皇宫里去值班,值班完毕,就又散入到五陵松柏林中。明光宫,汉代宫殿名,这里是以汉代唐:“五陵”,西汉五个皇帝的陵墓,面积很大,多植松柏,是豪门贵族居住的地方。从“散入”二字看,说明参加杀人劫货的人数很多,胆子极大。
以上四句,表面上是写羽林恶少之“胆”,实则是写羽林恶少之“势”,炙手可热,有很厉害的后台。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百回”二字不可轻轻放过。这说明他们尽管常常劫财杀人,谁也奈何不得,直到“百回杀人”,罪大恶极才被问成死罪;但接踵而来的,却是皇帝的赦书,说他们“收城”有功,可以将功折罪!古代,在政治混乱时期,战役中常有虚报战功的现象。中唐之岁,常让根本不懂军事的宦官统兵或监军,更是可以信口雌黄,在叙录战功之际,甚至把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也报进去。羽林恶少,或认宦官为义父,或以财货重赂阉党,“赦书”之事,自然就由他们一手操办了。所谓“收城功”云云,就直接反映了军事、政治的混乱与黑暗。
最末四句,是写羽林恶少们逍遥法外的得意之态:“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九衢”,长安城中的各条大街,代指京城。恶少们犯了“身合死”的大罪之后,最多不过更改姓名,暂避乡间,一当被赦的消息从京城中得以证实,他们就又在乡吏的户籍册中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并且露面之后,依然当他的羽林军,可以“立在殿前射飞禽”,又受到皇帝的赏识了!末句是全篇最精彩、最传神之笔。它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群羽林恶少逍遥法外、有恃无恐的情状。“射飞禽”已见其自由狂放之态,“立在殿前”射御前之鸟,更见其得宠骄纵的神态,他似乎在向人们挑战!读至此,人们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诗人对朝政的失望、感叹,尽在不言之中。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贵上。”此篇不著议论,题旨所在,又以一幅令人深思的画面出之,可见作者表现手法之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