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首句展现了作者亲历、亲见的旱情。“赤焰焰长空喷火”，这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每一个受灾人的切肤之感。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呼唤着何时能有降甘霖之时，以及盼望着"白茫茫平地生波"。正当灾民们满怀期待地凝望着天空，不断祈祷时，忽然天边出现了让人欣喜的“一番云雨”。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只是“空几个雷霆过”，干打雷不下雨，人们白白欢喜一场，心情重又自云端跌至谷底。"焦煿煿煮海煎河" 这一描写，不仅展示了干旱更加严重的状况，也深刻反映了人们失望和痛苦的真实状态。这段文字传递出了灾难中人们的盼望、挫折以及心情的沉浮。
曲的最后两句写作者在饱尝旱灾之苦后的感慨与想象。通过引用司马相如的事例，作者生动地表达了哪怕是微小的细雨都难以缓解干旱之苦，不能将人们从严峻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写到这里，可以较为深刻地体会到，让作者忧虑和焦虑所困扰的，不仅仅是一场干旱灾害，更是那些贫穷百姓在社会环境中的困境。在这场天灾的描写与反思中，不仅有作者对民众疾苦的深切感受，还包含了他对国家和社会状况的忧虑和担心，可谓是真情流露。整个曲调情感真挚，表达直接，通过反复使用叠字形容词，增强了文字的生动表现力。
此诗是借景抒怀之作。前四句写春近之景，后四句抒怀。
首联展示一幅春日将临的画面。包裹着积雪的山峦，起伏绵延，像一道银色屏风。一“晓”字，不只使人感受到银装素裹的洁白，还强烈感受到那晨曦透射下晶莹的闪光。静踞的山峦，眠伏的积雪，顿时都带上活气。一“春”字，不必细描寒梅的情景而其花满枝头的倩影自在人们想像之中。
“溪梅玉镜春”已经包涵了“东风露消息”之意，次联首句偏一语道破，是为了带出下句：“万物有精神”，使诗境陡然得到展拓和升华，抉发出春给万物带来的那种生机蓬勃的内质。
也许是春的生机太刺激了诗人的“索莫”身世之感吧，强烈的对照，酿出了浓郁的气氛。
尾联前一句暗用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语意，虽说是显示出他的从宦海中引退避世的人生态度，但那持道不移、守志不阿的精神仍然激扬其中。不过风横浪险，恶波无涯，还没有找到安全的渡口，前途还是渺茫难料的。
诗中露面的人物，仅有诗人一人，他正从一家花园的高墙下经过，尽管墙头的花朵半隐半现，却依然望见了因枝条受到牵动而引起的悠悠的晃动。诗人由此驰骋想象，他推测在墙的那一边，正有一位美人在摘花，而不只是由风吹的缘故。
此诗从第一句到第二句，一进一退。第一句是一个省去“尽管”或“突然”的让步副句，在文势上作一顿挫；第二句是一个省去“尽管”或“虽然”的让步副句，在文势上作一顿挫；第二句以副词“犹”字反接进行强调，文势振起。诗歌形象由“花半隐”的静态描绘随即转换成“动花枝”的动态描写。视觉形象上的这一跌宕变化，引起诗人心中的疑虑与猜想。故后两句由料想之词“当”字引出。诗人判断止于疑是之间，“当由”与“讵止”（岂只之意）一呼一应，情韵回萦，意味绵长。事实上，是否真的有美人在摘花呢？倒也未必。然而诗人想象如此，希望如此，即使读者也无不但愿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大墙内外曾经发生过如此戏剧性的一幕。
此诗不仅自身值得玩味，且对后世亦有所影响。《西厢记》写莺莺为约会张生，写了一首很有名的《明月三五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后两句就可能受到刘孝威的这首《望隔墙花》的启发。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中写“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从墙里与墙外进行构想，或许也曾借鉴过此诗的思路。
这是一首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赞歌，是一首抒写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光辉史诗，是毛泽东许多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诗词中最早的一首词。这首词题为“井冈山”，内容却不是描写山景，而是通过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第二次反“会剿”战斗的关键一仗——黄洋界保卫战，热情歌颂井冈山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
词的上阕写战前气氛和敌我双方的态势。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这两句概括了红军士气高昂，严阵以待的雄壮声势，栩栩如生，为全词的雄伟气势以及词的结尾与红军的胜利作了铺垫。黄洋界处在井冈山上很高的位置，从这里向下远望各山头，到处是红军迎风招展的战旗；到处军号高鸣，战鼓齐奏。说明红军早已严阵以待。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回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解释是：“‘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旌旗’和‘鼓角’都是指红军。黄洋界很陡，阵地在山腰，指挥在山头，敌人仰攻。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旌旗在望’，其实没有飘扬的旗子，都是卷起的。”“山下旌旗在望“喻指山下的部分红军即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以及井冈山一带的赤卫队、暴动队等地方武装也在坚守井冈山，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山头鼓角相闻”，喻指守卫黄洋界的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利用悬崖峭壁的地形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两句用夸张的手法写敌人人多势强，气焰嚣张，红军被敌人重重包围；但在这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英勇的红军毫不畏惧，视万千敌人如虫蚁，沉着应战，泰然自若，岿然不动。衬托了红军英勇善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虽然敌人在数量上占了很大的优势，把红军一层又一层地包围起来，岿然”一词，充分表现了红军巍然屹立的雄姿。
下阕写战斗经过，军民万众一心，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战斗取得胜利。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这两句写红军已预料到了敌人会乘虚前来围攻，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筑好了防御工事，戒备森严，军民团结一致，众心成城，英勇抗敌的情景，写出了红军战胜敌人的原因。这里“森严壁垒”、“众志成城”，与“岿然不动”前后照应，既显得典雅雄壮，又韵味深长。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两句写具体的战场（黄洋界）和战斗结果（有人报告说，敌人听到了红军在黄洋界打的炮声，惊慌地在夜晚逃走了），即战斗取得了胜利。这胜利是通过“炮声”传报的，陈毅说：“在战争中尝有炮声雷鸣而敌已开始逃跑。此敌之起身炮也，我之送行炮也。不可不知。”这两句极为形象地描绘了这次保卫战，巧妙地嘲笑了敌人，有力地鼓舞了红军民，同时与上阕军军民的备战与岿然不动的情景照应，前后贯通，无懈可击。
《西江月·井冈山》是一首纪实性很强的诗歌，一首小令，仅五十字之简约篇章，却能如此真实地记录了黄洋界保卫战这样的一场战役，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之。这首“在马背上哼成的”诗歌，虽然是一首超小型的叙事诗，但纪实之中有言志，有抒情，有议论。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与《井冈山的斗争》这样的政论长文，居然可以如此紧密地互文见义。在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全新革命战略的年代，毛泽东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把自己的政论思考熔铸到自己诗词的意象之中，其抒情逻辑蕴涵着他在军旅征战之中的革命预见。这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诗词的一个最有时代特色和个人风骨的特点。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