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一诗,写作时间与植桂诗大致相同,心态也相拟,只是写法上略有不同,如果说植桂诗更多地表现了自己的孤悲之感的话,此诗则以自爱、自慰之情为主。
诗人创作此诗,心态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孤寂无依,世无知音之感。当时诗人刚贬谪永州,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作为被贬官员,行动很不自由,处境与囚徒相差无几。所以他常自称为“罪臣”、“楚囚”。心理常惶恐不已,彻夜难眠。再加上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都远贬荒凉遥远之地,贬官的身份也不便与他人接触。因而,伴随他的只是孤独、寂寞和无奈。另外一种心态特征是:怀才不遇又矢志不移。柳宗元的才能是全面的,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柳宗元主要是散文家和诗人。但被贬之前,柳宗元的理想绝不是做文人,而且有点不屑于做文人。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道:“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信中他向自己好友表白了昔日的理想。他的《冉溪》诗中“少时陈力希公候,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句子,更是直接说明了他的理想是辅助时政,建政立业,为此而不怕牺牲。事实上,他也确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三十四岁成为朝廷要臣足以说明了这点。永贞革新的失败,他失去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机会,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一性格很类似流放中的屈原。在贬永时期,他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民生的疾苦,常与朋友以书信的形式讨论历史、政治和为官之道,希望被朝廷起用,再度施展政治才能。为了理想,他提携后进,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正如《冉溪》诗中写道:“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西园待成器。”这些大概是柳宗元在不自由状态下最大的所为吧。了解了柳宗元这样的心态,就很容易把握此诗的深层次的含义。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点,就是采用拟人化手法,把自己的心态物化成木芙蓉,木芙蓉自然成了他感情的载体、心灵的镜子和与读者沟通的渠道。诗中的木芙蓉具有鲜明的诗人的色彩:她孤寂、独自长在湘水西岸,任秋风疾吹,繁霜严打,无人爱怜顾惜;她完美,“盈盈”,是婀娜多姿的体形,“丽影”是艳丽动人的身姿,“浓香”是沁人的芳香,可谓集众美于一身;她自信,“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这种自信来自于“有美”。这种美与其说是木芙蓉的姿态、丽影和浓芳,不如说是诗人的才华、理想。因此,即使在孤独、冷落,被人诋毁、抛弃的处境里,他也没有沮丧、消沉和自暴自弃。他坚信自己总会有被人赏识的时候;他很有原则,处于世上,就只能像木芙蓉一样,扎根高高的陆地,绝不与浮于水上的摇摆不定的芰荷同处。诗人对木芙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高文先生道明了诗人的用意:“此诗写木芙蓉美丽而孤独,深受风霜欺凌,诗人同情它的遭遇而移栽于住所轩前。乃以木芙蓉自比,怜花亦即自怜”。诗人爱花,护花,实为自爱自慰。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抚平内心创伤,驱走孤独幽愁的常见方式。
这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前鸡句先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序曲:“客至”的当儿,庭院里发生着一场鸡斗,群鸡乱叫,于是主人把鸡赶到它们栖息的庭树上。养鸡之法,今古不同,南北亦异。《诗经》说“鸡栖于埘”。汉乐府却说“鸡鸣高树颠”,又似栖于树。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谓“黄河流域养鸡,到唐代还一直有让它们栖息在树上的,所以杜甫诗中还有‘驱鸡上树木’的句子”。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末云“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在潼关附近,属黄河流域,诗作于将晓时,而云“庭树鸡鸣”,尤足为证。驱鸡上树,等于赶鸡回窝,自然就安静下来。待到院内安静下来时,这才听见客人叩柴门的声音。这开篇不但颇具村野生活情趣,同时也表现出意外值客的欣喜。
“父老鸡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鸡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鸡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鸡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鸡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