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题中所说的“栖禅”，是惠州的一座山。诗写作者游栖禅山暮归时的所见景物。
第一首起句写岭南春天特有的气侯景象：刚下过一阵雨，天色明亮了一些；但旋即又阴云漠漠，在酝酿着另一阵雨。这变幻不定、时雨时停、时明时暗的天容和欲下未下的雨意，只用一个白描句子，便真切形象地表现出来。“在”字是个句眼，却显得自然浑成，不见着意的痕迹。
次句“春归处处青”，由天容写到野色。“归”既可指归去，也可指归来，这里用后一义，传出喜悦之情；缀以“处处青”三字，欢欣之情更溢于言表。作者《春归》说：“东风定何物？所至辄苍然。”“所至”句亦即“春归处处青”的意思。不过《春归》诗强调春风的作用，该篇则泛言春归绿遍，暗示这种时下时停的春雨有滋润万物的作用。
第三句“山深失小寺”，正面点到栖禅山。句中“小寺”，即栖禅寺。题中说“暮归”，则栖禅寺在白天游览过程中已经去过，这里说“失小寺”，是暮归回望时，因为山峦重叠，暮霭朦胧，已不复见日间所游的小寺。山深，寺小，故用“失”字表达。这里透出了诗人对日间所历胜景的留恋，也隐约流露了一丝怅然若失的意绪。
末句“湖尽得孤亭”，与上一句相对。上句是回望所见，下句是前行所遇。湖，指惠州丰湖，在城西，栖禅山即在丰湖之上。诗人在暮归途中，信步走到丰湖尽头，忽然发现有一座孤亭，感到很喜悦。三四两句，一方面是恍然若失，一方面却是欣然而遇，这中间贯串着诗人的“暮归”行程。
第二首起句“春着湖烟腻”，紧承组诗第一首结尾，仍写丰湖。春天来了，湖上缭绕着一层带有浓重湿意的烟霭，给人一种化不开的粘腻之感。句末的“腻”字固然是刻意锤炼，表现了春日南方卑湿之地的烟雨迷蒙，“着”字也同样是着意经营。春天，仿佛将它的灵魂与生命附着于湖烟之上，使湖烟也变得粘腻了。
次句“晴摇野水光”，写田野上的水流或湖塘在春天晴光的照映下，波光粼粼，摇曳不定。“摇”字不仅富于动态感，而且透出诗人的一份愉悦感。诗人的心，如同也在随着水光摇动。
“草青仍过雨”，第三句又回到天气的变幻。草色青绿，一片春意，而时停时下的雨在行程中又掠过了一阵。经过雨的清洗，草色显得更青了。
“山紫更斜阳”，傍晚时分，烟霭凝聚，山色显得青紫，紫由返照而来，王勃《滕王阁序》有“烟光凝而暮山紫”之句，可与此参证。雨后斜阳的返照，使暮山更增添了妩媚和色泽。“更”字与上句“仍”字相应，突出斜阳的作用，用斜阳作衬托，增加了色彩的变化。
这四句诗，每句如一幅独立的图画，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栖禅暮景图。诗人巧妙地把实景湖、水、草、山与季节、天气、时间结合在一起，主体与背景安排得分外和谐。在具体写景时，不是就景写景，而是尽力通过客观景物与感觉相结合来描述，烟雾湿腻，水光闪耀，草色青翠如滴，暮山紫色浓厚，山中的景观与诗人浏览时的情趣一起展现，引发读者去感受，去想象。
诗全首用对，工稳自然。前两句，使用动词“着”与“摇”字，使景物与节令、天气关联，让无情的景物带有主动的情感。后两句使用“仍”、“更”两个副词，作进一层描写，使形象更为鲜明。对实词的锤炼也同样令人瞩目。首句的“腻”字，写出南方春天雨后，日光照耀下烟雾迷濛的情况，给人以化不开的黏腻潮湿的感觉。末句的“紫”字也很见观察得细致。傍晚时烟气凝聚，远山在斜阳照射下，呈现出青紫色，这一形象，与唐王勃《滕王阁序》“烟光凝而暮山紫”几乎相同。
色彩和谐也是此诗一大特色。诗不仅在后两句用了“青”、“紫”两个颜色字，前两句的“湖烟”、“野水”也隐含色彩。这样，既有大块的颜色，又有小块的颜色，层次分明，深浅相间，与诗所写的春、晴、暮三点丝丝入扣，妙手绘出山野的独特景色。
这两首诗，前首由天气写到山容湖景，后首由湖景写到变幻的天气和绿野紫山。“暮归”是所写景物的贯串线索。两首在写法上偏于实写刻画，与唐代绝句多空灵蕴籍不同。两首诗均用对起对结格式，一句一景。表面上各自独立，不相连属，实际上所写景物不但为春日所共有，而且带有岭南地区春天晴雨变幻以及“暮归”这个特定时间的特征。因此，尽管各个画面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与联系，但这些图景给读者总的感受是统一的。读者不但可以从中看到岭南春归时烟腻水摇、草青山紫的美好春色，而且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此的喜悦之情。这种以刻画实境为主、一句一景、似离实合的写景手法，在杜甫入蜀后的不少绝句中可以遇到。
此诗拓展古意而成哀悼诗声，先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再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然后写刺秦王的经过，最后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后天下宝物都集秦宫且美女钟鼓繁若云霞。
开头四句为第一层，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易水河畔原为古老航道，背燕面赵，襟带二邦，河水浩荡，两岸白沙无垠，足为送别开拓寥廓宏大背景。又时值天风萧瑟、草木零落暮秋季节，北国天空尤为高远幽旷，浩浩江水，茫茫白沙，飒飒天风，萧萧草木，这些大自然奇特景观为全诗铺垫了慷慨悲壮基调。“送君迢遥西入秦”一句点明送谁去何处。其中，“迢遥”一词既写征途之遥，复含任重而道远深意。
紧接着四句为第二层，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以“骊驹一唱心茫茫”渲染悲壮场面，既为赞古代英雄荆轲，更为颂现实生活左懋第北上议和壮举。
之后四句为第三层，写刺秦王的经过，借荆轲悲剧重演以痛悼左懋第遇害。
最后四句为第四层，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天下宝物都集秦宫，美女钟鼓繁若云霞。邪恶战胜正义，如同清朝灭明朝。但荆轲、高渐离虽亡，而博浪沙椎击秦王的张良终将再度出世。篇终“浩茫”之思，幽深婉曲地传达出陈子龙救亡图存的坚定决心。
全诗构制宏伟，用思深沉，立意深沉含蓄，风格慷慨悲凉，融合写景、叙事、议论于一体而浑化无迹：写景在于创造情感氛围，叙事在于抒发情感，全诗叙事都隐隐荡漾着郁勃的情思，结尾的议论又将这种情感推向高潮，故全诗写景、叙事、议论都统一在总体的情感节奏中。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