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者仇兆鳌《杜诗详注》：此诗上六句写雨中景物，末二句写雨际行舟。风狂雨急，故鸣而有声，既过则细若飞丝矣。草不沾污，见雨之微。风虽乍稀，雨仍未止也。舞燕将子，记暮春雨。行云湿衣，切巫山雨。江舸逆浪，杜甫对冒险营运表示担忧。
清代杜诗研究家浦起龙《读杜心解》：“望晴之词，祝其止舞而挟子以游，停云而振衣适志，已引动欲归义。乳子本说燕雏，仙衣本说神女，公乃借形挈家归去之志也，运古入化。”
当代诗人谢颐城认为仇兆鳌对“舞石旋应将乳子，行云莫自湿仙衣”两句的注解有问题，浦起龙“运古入化”的评语也不恰当。他认为杜甫借“舞石”“将乳子”，表示自己将“挈家归去”；借巫山神女的典故“行云莫自湿仙衣”，是提醒自己不能只顾“行云”、游览潇洒，而延误了归程。同时谢颐城认为这首诗最大的毛病是：“舞石”典故用得突兀，不协调。
诗的起笔四句从“山川与城郭”至“浩浩同一声”，总写此阁的高峻。诗人登临阁上，但觉山川城郭，冥冥漠漠，仿佛同为一个形体。世人纷杂的声音，和鸦鸣鹊噪，浩浩茫茫，混合在一起。这四句起得突兀，写得极为传神。化用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句意，但意象有所扩大，写的是凭高纵目，所见各类形态，旷远微茫，所闻的种种音响，也难以辨别的景况。次四句由阁之高而引起遐想。前两句故作设问：“此阁几何高？何人之所营？”这两句是说：这真兴寺阁，究竟有几多高呢？又是何人所营建的呢？后两句“侧身送落日，引手攀飞星”，用形象化的语言，先回答“几何高”这一设问。作者说：登临此阁，几乎侧着身子，就可以目送太阳落山（这是俯视所感）。伸出手来，竟可以攀摘飞星（这是仰观所觉）。两句用虚写表明实际感受，生动恍惚，极夸张之能事。接着以“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赪”两句，回答了上文另一设问“何人之所营”。作者说：当年王彦超将军，以凤翔节度使加中书令的身份，驻节凤翔府，曾经伐木于州南的赪山，建成此阁。王中令因何建阁，作者并没有提起，但在下面四句：“写真留阁下······与阁相峥嵘。”勾勒出他的形象：此人建阁之后，曾在阁下留有画像，他面色铁黑，眼光有如紫石棱，有将军的气概。他身长八九尺，此像与此阁都峥嵘高峻，给人以威严的感受，使人印象很深。
诗的最后，作者以“古人虽暴恣”等六句，写诗人的所感。作者认为有些古人（包括诗里的王中令），其人虽说恣睢暴戾不足称道，但他们所作之事，也使世人为之惊奇。即以此阁而论，登者尚且感到惊讶吁喘，不知道建阁之人，具有何种胆量，能泰然胜任。结尾“曷不观此阁，其人勇且英。”作者更加强语气说：君如不信，何不观看此阁，则知王中令，亦为勇猛英杰之辈，是不能拿一般的武人来看待他的。
全诗饶有俊爽高迈之气，写阁写人，都用主动形象的词采。作此诗时，作者年方二十六岁，豪迈英爽，正是壮年作品的特征。
《柳枝词》即《杨柳枝词》，是中唐以后流行的歌曲之一，歌辞则由诗人创作翻新。借咏柳抒写别情的，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此诗即属此类。
大堤在襄阳城外，靠近横塘。宋随王刘诞《襄阳曲》云 ：“朝发襄阳来，暮止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似乎从这诗以后，大堤便成了情郎们寻花问柳的去处，唐人诗中写到大堤，多有此意。如施肩吾《襄阳曲》：“大堤女儿郎莫寻，三三五五结同心。清晨对镜理容色 ，意欲取郎千万金 。”李贺《大堤曲》：“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由此推知，这首《柳枝词》写的，便是大堤女儿在暮春时分送别情人的情景。
由于近水，堤上夹道的杨柳，枝条特别繁茂，丝条垂地，给人以嬝娜娇怯之感 。“柳条无力魏王堤”（白居易），写的便是这种情景。“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情酒半酣”（韦庄），每逢折柳送别，即使晴天，也不免令人感伤，何况雨雾迷濛，那是要倍增惆怅的。“大堤杨柳雨沉沉”，“沉沉”二字，既直接写雨雾（这不是滂沱大雨，否则不能飞絮）沉沉，又兼关柳枝带雨，显得沉甸甸的。而人的心情沉重，也在景物的映衬下透露出来。送别情人，离恨自深，说“万缕千条惹恨深”，不仅意味着看到那两行象征离别的翠柳，又使愁情加码，还无意中流露出女子因无奈而迁怨于景物的情态，显得娇痴可爱。
但此诗的精彩并不在前两句，三句写分手情景道：“飞絮满天人去远”，意境绝妙。前二句写雨不写风，写柳不写絮，到写“人去远”时，才推出“飞絮满天”的画面，这样便使人事和自然间发生感应关系，其妙类似于“蒙太奇”手法。同时这句包含一隐一显两重意味，明说着“人去也”，而飞絮满天，又暗示“春去也”。宋人王观有“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的名句，句下已有无尽惆怅；而两事同时发生，情何以堪！诗人都说风雪送人，景最凄迷；而“杨花似雪”、“飞絮满天”的景色 ，更易使人迷乱。“人去远”，是就行者而言；还有一个站在原地未动的人，一任柳絮飞怀扑面，此种神情意态，隐然见于言外。
“东风无力系春心。”结句含蓄藉 ，耐人寻味。从上句的“飞絮满天”看，这是就自然节物风光而言，谓东风无计留春长驻，春来春去，有其必然性在；从上句的“人去远”看，“春心”二字双关，实指恋情，则此句又意味着爱情未必持久，时间会暗中偷换人心。前一重必然隐射着后一重必然。诗句既针对大堤男女情事，有特定的涵义；又超越这种情事，含有普遍的哲理。
这首诗的诗味浑厚，一句比一句有味，读之如嚼甘饴，其味无穷。
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礼部试而写。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写，也没有推测考官的喜好，思考的问题很是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是说要善于且谨慎地使用刑罚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完全掌握赏罚之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轻重也难以掂量准确。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非常的强，结构紧密且完整。作者用这些手段成功的引起了考官的注意并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