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先写文同画艺的高超,再写文同画艺高超的原因,最后指出文同画竹合乎大道。全赋语言简洁凝炼,流畅疏宕,准确精到,既形象鲜明,又意义深邃,句式整齐中有变化,音韵节奏跳荡活泼,语言形式与内在意蕴的表达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全赋分三层。第一、第二段为第一层,此层以真衬画,极写文同画艺的熟练高超。此赋起笔扣题,先总写文同所画墨竹的精妙。“与可以墨为竹,视之良竹也”,这里的“良”字,不仅是“好”的意思,也包含着“真”、“美”的意思,是说文同的墨竹,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所以“客见而惊焉”。然后此赋借客人之口,首先描述了竹子生长的环境条件和成长过程、它的禀性恣态、与众不同的品格神韵,接着笔触一转,如此物生自然、造化难使的竹子,文同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它绘写出来,不仅得其形,而且得其神,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奇,所以客人禁不住要问:“子岂诚有道邪?”这一段作者用了“水涨船高”的写法,先极力铺写竹子的生长、恣态和神韵,目的是为突出文同画艺的高妙服务。第三段为第二层,此层借文同之口,述说文同画艺之所以达到如此境界的原因。首先借文同之口说:“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为下文确立纲领,接着叙写文同痴迷于竹,生活在竹子中间,心无旁鹜,观其形,体其神,察其变,会其德,从而由熟悉竹到喜爱竹,最终达到与竹化而为一。因此,当文同画竹时,便“忽乎忘笔之在手,与纸之在前,勃然而兴,而修竹森然”,达到巧夺天工、与自然争奇的地步。最后两段为第三层,此层总结全文,说明文同之画竹,合于大道。作者首先用庖丁解牛与养生之道相通,轮扁斫轮与读书之道相通两个事例说明“万物一理也,其所从为之者异尔”。接着用设问的方式,说明文同之画竹,同样也合于大道,从而把题旨升华到了“万物一理”的这个社会生活根本的原则上。
在艺术上,此赋除继承了传统的赋体创作手法如主客问答的形式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此赋构思精巧,行文流畅,前后联系密切,结构合理谨严。此赋第一层写文同画艺的高超,第二层写文同画艺高超的原因,第三层指出文同画竹合乎大道。全赋以“道”为贯穿始终的线索,而“道”的含义又随着文章的展开而逐渐丰富和深化。其二,写竹与写人,论画艺与论人品有机结合,人、景、情、理浑融一体,使全赋意蕴丰厚,耐人品味。其三,语言简洁凝炼,流畅疏宕,准确精到,既形象鲜明,又意义深邃。其四,句式以散句为主,骈散结合,整齐中有变化,音韵节奏跳荡活泼,语言形式与内在意蕴的表达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这组诗共七首:第一首凭吊轩辕古台,诗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见至道之治,于是产生了追寻古人、寻访神仙的出世之念;第二首凭吊碣石馆、黄金台,缅怀燕昭王,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的感慨;第三首赞颂乐毅的功勋,同时叹惜其遭谗被疑、不能成就最后功业,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慨;第四首追忆燕太子丹的往事,惋叹其事败而遭杀身之祸;第五首颂赞田光勇于为正义献身的气节,同时责备燕太子多疑;第六首赞颂邹衍的九州理论以及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精神;第七首抒写对郭隗的仰慕之情,叹惋古今仁人志士怀才不遇的普遍遭际。全组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其中第二首诗尤具有代表性。其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
这是一组咏史怀古诗,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同时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感慨,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其基本内容,与《登幽州台歌》一样,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充满着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与思考。因此,这组诗也是陈子昂实践其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代表作品。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