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咏春天的词,但不是一般对春天的赞歌,词人在歌咏阳春烟景的同时,还流露出了作客他乡的飘零之感,在较深层次上,还含有对青春老去的喟叹春老去的喟叹。
上阕四句七言,很象是一首仄起首句入韵的七言绝句,不仅平仄相合,后两句的对仗也极为工整。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写的绝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见钱钟书《宋诗选》中范成大简介)。这首《鹧鸪天》的上阕,就很像是《田园杂兴》中的绝句,也带有意境深刻,不重词采,自然活泼,清新明快的特点。不同的是,这首词的上阕舍弃了作者在《田园杂兴》中融风景画与风俗画于一体的笔法,而侧重于描绘庭园中的自然风光,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幅风景画。
既然是画,就必然要敷色构图。起句“嫩绿重重看得成”,就以“嫩绿”为全画敷下了基本色调。它可以增强春天的意象,唤醒读者对春天的情感。“看得成”(“得”一作“渐”),即指此而言。当然只有这第一句,还不成其为画,因为它只不过涂了底色而记。当第二句“曲阑幽槛小红英”出现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构成了整个风景画的框架;二是有了色彩的鲜明映衬;三是有了一定的景深和层次感。“曲阑幽槛”,把画面展开,打破“嫩绿”的单调,增添了曲折回环、花木幽深的立体感。“小红英”三字极端重要。这三个字,不仅增强色彩的对比和反差,重要的是,它照亮了全篇,照亮了画面的每个角落。画面,变活了;春天的气氛变浓了。正可谓“一字妥贴,全篇增色”。“小”字在全词中有“大”的作用。“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咏石榴花》)范成大此句正合王诗所说。
“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是对仗工整的两句,它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嫩绿”、“红英”之中引开,放在蜂闹燕忙的热闹场景。如果说,一、二句两句是静止的画面,那么,有了三、四两句,整个画面就动静结合“酴醿”,又作“荼,俗称”佛儿草“,落叶灌木。”蜂儿闹,说明酴醿已临开花季节,春色将尽,蜜蜂儿争抢着来采新蜜。“杨柳行间燕子轻”极富动感。“蜂儿闹”,是点上的特写:“燕子轻”,是线上的追踪。说明燕子在成行的杨柳间飞来飞去,忙于捕食,哺育乳燕,上阕四句,有画面,有构图,有色彩,是蜂忙燕舞的活生生的风景画。毫无疑问,词人对这一画面肯定注入了很深的情感,也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与创作思维。但是,盛时不再,好景不长。春天已经结束,词人由此引起伤春而自伤之情。
下阕,笔锋一转,开始抒写伤春自伤之情。换头用了两个短句,充分勾勒出感情的变化。“春婉娩”,春日天气温暖然而也近春暮,这是从春天本身讲起的;而“客飘零”,是从词人主体上讲的。由于长年作客在外,融和的春日固然可以怡情散闷,而花事渐阑、萍踪无定,则又欢娱少而愁思多了。
为了消除伤春自伤之情,词人面对“残花”,借酒浇愁,时间已经很久,故曰“残酒”。醉中或可忘记作客他乡,但醉意过后,忧愁还是无法排遣。“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面对此情此景词人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又继续饮酒,企盼着在醉梦之中,打发掉这恼人的花月良宵,迎接新的一天,以忘却伤春之情与飘零之感。“送了斜阳月又生”,结尾以日落月升、写时间流逝,春色难留,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此篇虽写伤春自伤之情,抒发客居飘零之感,但有情景交融的画面,有沉着豁达的性情,读起来仍使人感到清新明快,与一般伤春之作不同。
全诗分三个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描述和渲染了猛虎出穴的威风;中间八句为第二部分,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最后八句第三部分,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先描述和渲染猛虎出穴的威风。黄昏时候,在苍苍的山林里,一阵凄风刮来,黄色的茅叶沙沙作响。“云从龙,风从虎”,老虎出洞了。熊罴不敢当,其气势足以吞赤豹,慑封狼。“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这两句不仅写出了猛虎的张牙舞爪的模样,而且暗示了讽刺的对象。王充《论衡》载:“鮌为诸侯,欲得三公,而尧不听,怒甚,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李贺《猛虎行》“举头为城,掉尾为旌”,用此典以刺藩镇,而此诗则用此典以示所刺对象不是在下层,而是在朝中的权奸。犹如猛虎慑服赤豹和狼,这个权奸先以其威势慑服同类。高若讷之附和吕夷简,就是趋附这种威势。
中间一段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这一段,意在借猛虎当途吃人,来抨击奸佞陷害忠良。全诗的核心就在这一段。借物寓意,也是一种比附,同样必须抓住相似点。张籍《猛虎行》和李贺《猛虎行》意在讥刺藩镇父子相继称霸一方,所以抓住猛虎“年年养子在空谷”、“乳孙哺子,教得生狞”的行为,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而此诗意在抨击吕夷简辈陷害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忠良,故抓住猛虎“当途食人肉”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这一点可以说是全诗的要害。
末段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诗以猛虎的口气说:食肉既是我份内的事,怎么能说是不祥的呢?糜鹿的性情是柔和的,它不伤同类,结果还是被人捕杀吃掉。损人利己,举世皆然,“而欲我无杀,奈何充馁肠!”强盗有强盗的逻辑,老虎吃人也有其吃人的逻辑。代虎申辩这种逻辑,犹如戳人一枪,猛地倒抽,带出肚肠,足以置人于死她。
诗人胸中对吕夷简的憎恶,不能直言,便用寓言诗的形式,表达对吕夷简穷治朋党、残害忠良的愤恨。全诗以猛虎的当道食人,胡作非为,嚣张跋扈,来喻人喻事,有着强烈的讽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