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为新楼落成而作，前五句就“安远”字面着想，虚构了一番境界，也客观地显示了筑楼的时代背景。“龙沙”语出《后汉书·班超传赞》：“坦步葱岭，咫尺龙沙”，后世用来泛指塞外，这里则指金邦。“虎落”为护城笆篱。宋朝南渡时，武昌是抵抗金人的战略要地，和议达成，形势安定下来，遂出现了“月冷龙沙，尘清虎落”的和平局面，这便是“安远”的意指了。汉制禁民聚饮，有庆典时则例外，称为“赐酺”。“今年汉酺初赐”是借古典以言近事。据《宋史》军共一百六十万缗，军中载歌载舞，一片欢乐景象。故接云：“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胡部本是唐代西凉地方乐曲。《新唐书·礼乐志》：“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由此边地胡曲进入殿堂。又据《新唐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箜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属舞筵之隅，以导歌咏。”它在盛唐时本是“新声”，今又“新翻”之，用此盛大乐队以为帅府中歌舞伴奏，颇具气象。以边地之曲归为中原之用，亦寓“安远”之意。
以下正面写楼的景观。先写楼的整体形势，然后作细部刻画，从局部反映建筑的壮丽：红漆栏干曲折环绕，琉璃檐牙向外伸张。“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二句，铸词极工，状物准确生动，特别是“萦红飞翠”的造语，能使人产生形色相乱、目迷心醉的感觉。紧接“人姝丽”三句，又照应前文“歌吹”，写楼中宴会的盛况“粉香吹下，夜寒风细。”夜寒点出冬令，风细则粉香可传，歌吹可闻。全是一派温馨承平的气象。“此地”便是黄鹤山，其西北矶头为著名的黄鹤楼所在，传说仙人子安曾乘鹤路过。所以过片就说：这样的形胜之地，应有妙笔生花的“词仙”乘白云黄鹤来题词庆贺，人仙同乐。仙人乘鹤是本地故事，而“词仙”之说则是就楼成盛典而加以创用。“拥”字较“乘”为虚，“君”乃泛指，都能见出作者运思用笔的灵活自如。说“宜有”并非真有，不免有些遗憾。
其实通观词的下片，多化用崔颢《黄鹤楼》诗意，进而写登楼有感。大抵词人感情很复杂，“安远楼”的落成并不能引起一种生逢盛世之欢，反而使他产生了空虚与寂寞的感受。“玉梯凝望久”，他在想什么？“叹芳草萋萋千里”翻用崔诗“芳草萋萋鹦鹉洲”。“天涯情味”，正是崔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况味。这是客愁。“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靠流连杯酒与光景销磨志气，排遣闲愁。这是岁月虚掷之恨。这和“安远”有什么关系呢？关系似乎若有若无。或许“安远”的字面能使人产生返还家乡、施展抱负等等想法，而实际情况却相去很远吧。于是词人干脆来个不了了之，以景结情：“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仍归到和平的景象，那一片雨后晴朗的暮色，似乎暗寓着一个好的希望。但应指出，这三句乃从王勃《滕王阁诗》“朱帘暮卷西山雨”化出，仍然流露出一种冷清索寞之感。
总之，这首词虽为庆贺安远楼落成而作，力图在“安远”二字上做出一篇喜庆的“文章”；但自觉不自觉地打入作者身世飘零之感，流露出表面承平而实趋衰飒的时代气氛。这就使词的意味显得特别深厚。
这是一首怀人之作，写年轻女子期盼与心上人相守相聚的怀春之事。词人只轻轻几笔的勾画便使意象鲜明，境界全出。“倚著闲窗数落花”之结语，形神俱到，确是精妙的收束。通读全词，清新自然，明白如话。
首句点明主人公身份：年轻女子。 “刺桐花底是儿家”，寥寥数语，听来无不给人以温柔旖旎，天真烂漫之感。接下“已拆秋千未采茶”一句，点明时令。古时，二月以后农事渐忙，故古人常于寒食清明后，拆掉秋千。秋千既拆，新茶未采，正是晚春时节。“睡起重寻好梦赊”，写少女春梦。醉眠之中，她做了好梦，但是醒后，美梦却渺茫难寻。“忆交加，倚著闲窗数落花。”这句“忆交加”点明了好梦为乃是“交加”之梦。睡梦之中，全是与心上人相守相聚的情景，醒来之后，却只有回忆。本想倚靠着闲窗，静数落花，但脑海里却满是关于两人在这窗前依偎看花的回忆。
这首小令与纳兰其他作品的风格截然不同，倒与南宋中期杨万里的诗（如《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蜒立上头。”）有所相似，采用白描的手法，用近乎口语的语言，描写生活细节的小情趣，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情窦初开的渴望与心上人厮守的小儿女形象。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