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游诗，诗作于池州，一反其词的激昂悲壮，以清新明快的笔法，抒写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真挚热爱，体现了马背赋诗的特点。
前两句写出游的愉悦。起句“经年尘土满征衣”写长期紧张的军旅生活。诗人从军后，一直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特别是在抗金斗争中，为了保卫南宋残存的半壁河山，进而恢复中原，他披甲执锐，率领军队，冲锋陷阵，转战南北，长期奔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保卫国家的伟大事业之中。诗的开头一句正是对这种紧张军旅生活的生动朴实的高度概括。“经年”，这里指很长时间以来。“征衣”，这里是指长期在外作战所穿的衣服。既然长年累月地率领部队转战南北，生活十分紧张，那就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心思去悠闲地游览和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愈是这样，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起笔一句就为下面内容的引出作了充分的渲染和铺垫，看似与记游无关，而作用却在于突出、强调和反衬了这次出游的难得与可贵。
故对句以“特特寻芳上翠微”接住。现在，诗人竟然有了这样的机会，到齐山观览，而且登上了著名诗人杜牧在这里建造的翠微亭，心里一定愉快、兴奋。“特特”，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当特别、特地讲，起了强调、突出的作用，以承接首句意脉，一是指马蹄声，交待了这次出游是骑马去的，成为诗歌结尾一句的伏笔。“寻芳”，探赏美好的景色。“翠微”，是诗人到达的地方。这样，对句实际上写了出游的方式（骑马）和到达的地点（翠微亭），从而起到了点题、破题的作用。诗的开头两句，首句起笔突兀，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似与题目无关，而实为次句铺垫；次句陡转笔锋扣题，承接自然，成为首句的照应；两句相互配合，表现出作者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高度艺术腕力和高屋建瓴的雄伟气魄。两句形成了波澜和对比，从而突出了这次出游的欣喜。
“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诗的三四两句并没有象一般的记游诗那样，对看到的景色作具体细致的描述，而是着眼于主观感觉，用“好水好山”概括地写出了这次“寻芳”的感受，将秀丽的山水和优美的景色用最普通、最朴实、最通俗的“好”字来表达，既有主观的感受，又有高度的赞美。同时，又用“看不足”传达自己对“好水好山”的喜爱、依恋和欣赏。
结尾一句则写了诗人为祖国壮丽的山河所陶醉，乐而忘返，直到夜幕降临，才在月光下骑马返回。“马蹄”，照应了上面的“特特”。“催”字则写出了马蹄声响使诗人从陶醉中清醒过来的情态，确切而传神。“月明归”，说明回返时间之晚，它同上句的“看不足”一起，充分写出了诗人对山水景色的无限热爱、无限留恋。岳飞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之所以为自己的国家英勇战斗，同他如此热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密不可分的。诗的结尾两句正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特有的深厚感情。
这首诗通过记游，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山河无限深厚的热爱之情。在艺术上运思巧妙，不落俗套，虽是记游，而不具体描述景物，重在抒写个人感受。其结构方式除以时间为序外，又把情感的变化作为全诗的线索，突出了这次出游登临的喜悦。语言通俗自然，明白如话。
此词上片写思妇凌晨在梦中被莺声唤醒，远忆征人，泪流不止。“梦”是此片的关节。后两句写致梦之因，前两句写梦醒之果。致梦之因，词中写了两点：一是丈夫征戌在外，远隔千旧，故而引起思妇魂牵梦萦，此就地点而言；一是整整一个春季，丈夫未寄一封家书，究竟平安与否，不得而知，故而引起思妇的忧虑与忆念，此就时间而言。从词意推知，思妇的梦魂，本已缥缈千旧，与丈夫客中相聚，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境中得到了满足。这是何等的快慰，然而树上黄莺一大早就恼人地歌唱起来，把她从甜蜜的梦乡中唤醒。她又回到双双分离的现实中，伊人不见，鱼鸟音沉。于是，她失望了，痛哭了。
过片三句，写女子在白天的思念。她一大早被莺声唤醒，哭干眼泪，默然无语，千愁万怨似乎随着两行泪水咽入胸中。但是胸中的郁懑总得要排遣，于是就借酒浇愁。可是如李白所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一怀愁怨，触绪纷来，只得“无一语，对芳尊”，准备就这样痛苦地熬到黄昏。李清照《声声慢·秋词》云：“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词意相似。唯李词音涩，声情凄苦；此词音滑，似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然无限深愁却蕴于浅语滑调之中，读之令人凄然欲绝。
结尾两句，融情入景，表达了绵绵无尽的相思。这旧是说，刚刚把灯油熬干了，又听着一叶叶、一声声雨打梨花的凄楚之音，就这样睁着眼睛挨到天明。词人不是直说彻夜无眠，而是通过景物的变化，婉曲地表达长时间的忆念，用笔极为工巧。
这首词有一个好处，就是因声传情，声情并茂。词人一开头就抓住鸟莺啭的动人旋律，巧妙地溶入词调，通篇宛转流畅，环环相扣，起伏跌宕，一片官商。细细玩索，就可以体会到其中的韵味。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