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头两句，先用东山表明故人隐居的事实和山居对他的意义，再写山壑之美和故人的喜好。这样交代一句，下面就不再写景了。
中间四句刻画故人的形象，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故人就高卧山林，太阳老高了，还不起床，这是一个疏懒的人的形象。古人所谓的高士就是这样的，他们鄙弃功名利禄，追求闲云野鹤般的人生境界。“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两句运用古典故事来刻画这个形象的精神风貌，将故人比作古代隐士高人，意境深远；松涛阵阵，伫立在风中的听者心有会意；石潭清清，住在它旁边的观者心耳早已清净。其人格之高洁，尽在不言之中。前两句是画肉，这两句是画骨，这样，诗人笔下的形象不但有形态，而且有精神，于是就具有了人格魅力，具有了诗人仰慕的人格魅力。其实，这也是诗人是在刻画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形象，追求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生活。
第一首曲子概括写出闲适生活的情景，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比天地更空旷，他似乎什么思绪都没有，进入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境界，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意思是顺应着万物的本性，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生活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虚无缥缈之中，对什么也不依靠，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逍遥的境界。作者的闲适，正是向往着这种境界，“闲快活”是进入这一境界的心情。
其实作者未必就如此闲适，快活得似神仙。如果深人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可以看到快活的背后积淀着无穷的辛酸和苦闷。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人们最甜的梦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雁塔题名，龙门跳进，便可大展才华，或为国家效劳，或为私利奔波，就都有了权力的保障，实现理想也方便多了。可惜元代这条路是那么坎坷而狭窄，荆棘丛生，陷阱遍布，一不小心跌倒下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属于三、四等人，处于下层；而知识分子，则为下层之下，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权贵们面前，儒生们显得何等可怜，其斯文早就扫地以尽了。
由高雅之士降而为受欺之民，前程一片渺茫，所以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当时的剧作家多有此感。石君宝在《秋胡戏妻》中哀叹道： “儒人颠倒不如人！”马致远在《金字经》里也曾发牢骚说：“困煞中原一布衣……恨无上天梯。”关汉卿实际上也同他们一样，对黑暗的异族统治怀着强烈的仇恨，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位满腔忠愤、为人热忱、关心世态、勤奋著述的“梨园领袖”和“杂剧班头”，是决不会超然物外，闲得无所事事的。大丈夫生在世上，理应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即使走不通仕途，也有别的途径可走，关汉卿就是用自己丰富的杂剧为国家、为民族建了大功、立了大业。
第二首曲子描写诗人与朋友诗酒欢宴的惬意场面。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作者村居的房舍里充溢着闲适和舒畅的气氛。旧酒已被重酿过一遍，新酒也已经酿熟了，满屋都散发着香喷喷的酒味。主人呼朋引伴，在自家简陋的方桌上摆上了几个旧瓦盆，里面盛满了菜肴。酒菜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也还鲜美可口，荤素兼有，颇为丰富。客人们围坐在一起，自自在，不分彼此，一边品嚼着酒菜，一边吟诗唱和；不管是山僧还是野叟，读书人还是农夫，都是老朋友，无贵无贱，无上无下，你一杯，我一盏，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唱，我一和，玩个随心所欲，乐个开怀如仙。
有趣的是这次宾主宴会，不是主人礼仪性地宴请客人，而纯属一种友人们“打平伙”式的聚餐，这在特别讲究礼仪的府第和官场，是难以见到的。“你出一对鸡，我出一只鹅”，他带几样自种的蔬菜，大家动手，既做主人，又做客人这种老友平等而真诚的相聚，比起一人掏腰包来招待众人倒是公平合理得多，快活有趣得多，还确实有点返朴归真的情味。
关汉卿用朴质的文笔，描写了乡间生活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他追求着一种高雅的情趣。在这里，人们和睦友好，真诚相待，不拘泥于繁琐的礼节，率性而行；邻里之间情同手足，世俗的恩恩怨怨，官场的尔虞我诈，在这里已无影无踪了。杜甫《客至》中写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也是对这种情景的称道。
第三首曲子反映了作者看破红尘、放下名利希望在归隐中安享晚年的内心呼唤。开头就活用了一个成语“心猿意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云：“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又《维摩诘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这是把人的名心利欲，比作奔腾的野马、跳跃的山猿，只有将它牢牢地拴起锁住，才能安静下来。
人往往为名利所支配，在社会上你争我夺，弄得疲惫不堪，结果害人害己，如幻梦一场。因此，在名利场中，尤其是处于阶级、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元代，一些知识分子看穿了名利，力图摆脱它的枷锁。关汉卿也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态。这同样是元代许多文人的共同心理。如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罕将意马拴”，都将这种心态表露无遗。
现实的种种险恶，使得文人们不得不长叹。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着，即便是金榜题名，万里封侯，终忘不了“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于是立下决心“跳出红尘恶风波”，并感慨地诘问：“槐阴午梦谁惊破。”槐阴梦就是南柯梦。午梦等于说“白日梦”。世间人心险恶，人海风波浊浪翻滚，世人对未来的奢望乃至已在手中的荣华富贵实质上与南柯一梦没有两样。但真能参破这白日梦的没有几人。这些观察与思考历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份子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产生出许多遁迹山林、隐居田园的隐士和逸人。特别是在元朝那种特殊的外族人统治、法律不平等、对知识份子苛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元代的大知识份子都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其中许多都作过一阵子官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当然先决条件是这些人心中得能保持正念看到官场污浊、人心险恶时才会退出。如果正念不坚、甚至毫无正念，还不是同流合污、与世沦沉而已。
第四首曲子倾诉了自己为何愿意过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苦衷，可看做是这组小令的总结。他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贤愚颠倒的混沌现实，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曲末一声“争什么”突出了与世无争的思想。
“南亩耕，东山卧”即是作者归隐后的田园生活。 “南亩耕”，取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的诗意。在此含有归田躬耕的意味。“东山卧”，用谢安隐居东山的典故。不难得知，似陶渊明、谢安这等雅洁的隐士生活，在作者心中是向往已久的。作者会产生归隐山林之想的原因并非他不关怀世事。恰恰相反，他也曾像陶渊明、谢安等人一样有过治国平天下以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但在亲身经历纷繁万种的世态人情，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社会世相之后，诗人终于若有所悟。恍然回首，“闲将往事思量过”，明白了“世态”为何物，人情又为何物。虽然此处他没有明言，但这首小令之后却让读者心中泛起深沉凝重的波澜。
《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善恶颠倒；《裴度还带》中“红尘万丈困贤才”，“十谒朱门九不开”的人才悲剧；《鲁斋郎》中“利名场上苦奔波”，“蜗牛角上争人我”的奔波钻营；“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的淡薄世风，所有这些，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又似过眼云烟，轻轻飘过。作者回首往事，反复思量的结果是：“贤”的是别人，“愚”的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这首词是写与故人相别的情景，纯用白描的方法，从“极浦送别”写到帆影消失在“浪如雪”的碧江中，把去者和住者依依惜别的真挚感情，十分细腻地表现出来。王湘绮说孙词写“常语常景，自然风采”，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
词的上片，概括地写“故人相送”的地点和心情。原来“离棹逡巡欲动”的原因， 故人赶来相送，那无穷的离愁，不尽的祝愿，依依难舍的心情，都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去住心情知不共”一语，在结构上来说，既是上片的结句，又是下片的过渡。从传达手法上来说，它是语常而意新，语浅而意深，描绘了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美的境界。在去者此时此刻不免有“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李白《送友人》）之感；而在住者则自然而然地要在内心里发出“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山中送别》）的疑问。这句话写的常景常情，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和韵味，大大地超出了它的语言框架，值得去思索和玩味。
下片十五前三句是铺叙宴别时的情景，是“故人相送”的具体描绘。后三句是写住者伫立凝望的神情，是依依惜别的形象刻画。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情和景，而词人却把它写得别有风采。故人举行丰盛的惜别宴会，捧着满杯的酒，向去者表示美好的祝愿。然而别易会难，聚少离多，在这“连理分枝鸾失伴，又是一场离散” （孙光宪《清平乐》）的时候，那穿着绮罗的美人，必会“歌袖半遮眉黛惨，泪珠旋滴衣襟”（孙光宪《何满子》）。那奏着丝管的美人，必会发出“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 （《谒金门》）的感叹。这一个“愁”字，一个“咽”字，把住者黯然销魂的心情形象地表现出来。“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是以景语总结全词，一句一韵，一韵一顿。他那伫立极浦，目送征帆，一直看到帆影消失在浩渺的烟波之中，但江上的浪涛卷起千堆雪，而他还在伫立凝思，种种神情心事，婉曲传出。这情景很像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的“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和《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他们都是用同一机杼，构造出一个余味无穷的审美意境，都是不言情而情自见。不言愁而愁自深。不过李白写的是当时当地的真实生活，是实写；而作者在这里所写的是想象。是想到“挥手自兹去”以后，故人的一往情深，不忍离别，伫立极浦。如痴如醉的情状，是虚写。以实写虚，或者以虚写实，都是含蓄美最常见、最一般的表现手法。他写的现象是具体的，是有限的，但他辐射出来的内涵却是抽象的、无限的，耐人深思、耐人咀嚼的，因而具有更好的、感人的艺术魅力。吴梅认为“孟文（孙光宪）之沉郁处，可与后主并美。”又说：“俊逸语，亦孟文独有。”这首词的下片的沉郁，上片的俊逸，确实是不容易达到的艺术境界。
这首诗前四句写渡河情况。“河流迅且浊，汤汤不可陵。”起笔写出了黄河的气势和特征：水流迅猛而浑浊。“桧楫难为榜，松舟才自胜。”这里说，连桧楫使用起来都好像力不胜任，松舟也只是勉强胜载，可见河水的迅猛，渡河的危险、困难。中四句写岸畔所见。“空庭偃旧木，荒畴余故塍。”庭户是空的，旧木横躺着，像要倒塌的样子；田地荒芜了，还可以看到往日的田埂畦垄。“不睹行人迹，但见狐兔兴。”周围也看不到行人，只见狐兔横行。这里的村庄完全破败了，像《古诗·十五从军征》所写：“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这就是作者眼中所见异族政权统治下的情形。在这描写中见出作者伤感、同情、愤慨等心情。“狐兔”既以纪实，当兼喻异族统治者。由此回过头来看前面关于黄河的描写，似也有兴寄：那汹涌浑浊的河水，当影射北中国的沦丧、淆乱。南宋张元干曾将这两个比兴融在一起，写道：“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贺新郎》）以愤慨中原之陷入金人之手。最后两句：“寄言河上老，此水何当澄？”这两句的意思明显是指澄清天下、拨乱反正。由于前面写有渡河情况，这两句出现就不显得生硬；又由于前面写有社会凋残、生民涂炭情况，这两句也就显得很有感情、很有力量了。这表现了作者渴望国家统一、拯救生民出洪荒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还可交代一下，“河上老”或许用河上公的典故。葛洪《神仙传》谓河上公住在黄河之滨，能预卜未来。作者“寄言”于这种决疑释惑的人物，更能见出他渴望河清心情的急切。这里的用典是浑然无迹的。
“渡黄河”这种题材在南朝诗歌中实属罕见。作者身临北境，写出了旅途的感触，从而流露了澄清天下之志。这在“江左沉酣求名者”（辛弃疾《贺新郎》）不复顾念中原块土的情形下，这诗的创作就显得很是难能可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