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常在一起作诗论文的朋友。他的文章虽然不及丘长孺父子，但品德朴实而且有知羞耻的心，不愿去讲学，也是位可喜人物，所以喜欢他。他完全没有亲身见过颜回、曾参、子思、孟轲，也没有亲身见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只看到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也确实像他们那样罢了，所以感到羞耻而不愿去讲学。不讲虽然是过错，但是使学者感到羞耻而不愿意去讲，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如像这样而作罢，那么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道学家就该讨伐了。他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些人都是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高官，志在成为巨富;既然已经得到高官，成为巨富，仍然照样讲着道德，说着仁义;又跟着对人乱嚷乱叫说：“我想要劝勉讽戒社会习俗。”他认为败坏社会风气的，没有能超过讲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就不愿意讲。既然如此，不讲也就不是过错了。
黄生经过这里，刚从京城去长芦去打秋风又眼着别处去担任新的职务。遇到了更有权势的官僚，便舍弃了长芦的长官，随即调转马头往北，而撞风冒寒，不顾年老，已经到了麻城，对我说：“我想游览嵩少，那个有地位的人也想游览嵩少，于是拉着我一起走，因此来到这里，但他已经在城里等着我，在这种情形下，我不能这里住上一夜了。回来的时候再经过这里，经过这里就多相聚几天再分别，现在太过仓促了，实在舍不得分别。”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但他的真心又是怎样的呢？我猜测他的内心实在是对在林那里捞油水难以割舍把。林三次上任做官的，黄生没有一次不跟着前往，去了回来一定满载，现在仍没有满足，好像饿狗想着隔日的屎一样，竟敢欺骗我说是想游览嵩少。他用游览嵩少山的名义隐藏到林云程处去打秋风来欺骗我;又担心林云程怀疑他打完秋风半路离开寻找我，于是用再用舍不得我李贽的原因，再来寻访李贽为理由来使林云程满意：真是名利双收，肉体享受得到满足，名声品行得到保全。我和林云程差一点都落入他的圈套而不能够察党，能不说他的手段太狡诈了吗!今天宣传道学的人，和他有什么不同呢！
可以看些所谓圣人其实和那些自称山人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只是有幸运有不幸运的不同罢了。幸运能写诗就自称为山人，不幸运不能写诗就不称自己为山人，称自己为圣人。幸运能讲良知，那么就自称为圣人，不幸运不能讲良知，那么就不称圣人而称自己为山人。这样翻来覆去，为骗世人和名利，名义上是山人心里却和商人一样追求名利，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穿墙偷盗。已经是可鄙视了，为了掩盖打秋风的目的竟然标榜是游嵩少。以为别人是可以欺骗的，那就更加可鄙了。现在讲道德性命之学的道学家，都是和标榜游览嵩室山的黄生一样患得患失，而志气在于高官厚禄，美好的田宅，吉利坟地，庇护后人，都是在林云程那里假托理由舍不得李贽。子玄不愿意讲学，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再说商人又有什么可以鄙视呢？带着数万资金，经历风浪波涛的危险，受到关卡上官吏的侮辱，在集市交易中忍受诟骂，辛苦劳累无法形容，所携带的很重，但是得到的却微不足道。然而还要和卿大夫们结交，这以后才才能获得利益而避开危害，怎么能够傲慢地坐在公卿大夫之上呢！今天这些所谓山人，名义上如同商人，但实际上没有一点资本被称为山人，却不是公卿的门不踏，所以是可鄙的。尽管如此，我难道就没有这种表现吗？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行为和想法，穿着佛教的外衣用来欺瞒世人，骗取名声呢？如有的话请对我进行责备、惩罚，我不袒护短处。即使如此，像他们那样患得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肯定是不会做的。
注释
郑子玄：与下句的丘长孺都是李贽在麻城时的朋友。
颜：颜回，又名颜渊，字子渊，孔子得意弟子。早亡。后世尊为复圣。
曾：曾参，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著称。传孔子之学，以授子思。后世尊为宗圣。
思：子思。孔子之孙，名伋。受学于曾子，后世称为述圣。
孟：孟轲，字子舆，子思的再传弟子，后世尊为亚圣。
周：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
程：指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洛阳人。并为理学奠基人。
张：张载，字子原，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人称横渠先生，北宋理学家，其学派称“关学”。
朱：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山西）人。他把二程学说发展为完整的理学体系，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人称“程朱学派”。
哓哓然：争辩不休的样子。
厉：同“励”。
风：教化，感化。
黄生：其名及生平未详。
京师：这里指明代京都北京。
长芦：在今河北沧州市西。
抽丰：指找关系走门路向人求取财物。也作“秋风”或“打秋风”。
九江：今江西九江市。
麻城：今湖北麻城，时李贽在此讲学。
嵩少：河南嵩山的别称。嵩山西为少室，故称“嵩少”。
卒卒：同“猝猝”，仓猝。
林汝宁：指汝宁林知府。汝宁府，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
嗛：字或当作“赚”，欺骗。
山人：指隐士。
良知：孟子用以指天赋的道德观念。《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后来王守仁据以提出“致良知”说，作为道德的修养方法。
穿窬：《论语·阳货》：“其犹穿窬之盗也与！”穿，穿壁；窬，同“逾”，越墙。
赀：同“资”，财物。
释迦：释迦牟尼，佛教的始祖。这里指佛教。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明书信。在这明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玄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耻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耻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耻肯讲学的原因是他耻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耻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耻肯讲了。接着，作者以“耻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耻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耻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玄存高官，对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耻信，耻信故耻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耻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耻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道，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道”，“圣道”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道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耻谋其利，明其道耻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耻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玄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耻但明言此中人玄口耻一，而且将其一旦以耻仁耻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玄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耻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耻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耻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耻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耻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玄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玄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耻免“患得患失，对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耻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耻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玄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玄口耻一、名实耻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玄，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耻同，他们“耻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耻履”，凭三寸耻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玄”，失却真玄“便失却真人”（《童玄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耻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玄”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耻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玄”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玄。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耻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耻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明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明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这是孔融流传下来的《杂诗二首》，其一写远大的政治抱负，情辞慷慨；其二写丧子之悲痛，情致哀婉悲切，都有抒情色彩，极冨感染力。我们先来解释第一首。
“岩岩钟山首，赫赫炎天路” 二句：岩岩，高峻的样子。《诗经·鲁颂·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 钟山，北海中的山，极寒冷的地方。赫赫，炎热。炎天，指南方。钟山为极寒之地，炎天为极热之地，两相对比，喻“世道炎凉”。这两句的意思是说，高峻寒冷的钟山石首，与炎热至极的南方之路，地理位置差异，冷热悬殊，对比强烈。
“高明曜云门，远景灼寒素” 二句：高明，地位显赫气势灼人的权贵。曜（音耀），炫耀。云门，上接云汉的高门。远景，余光，余焰。景，日光。灼，烧灼，熏炙。寒素，门第低微的寒族。这两句是说，地位显赫的权贵，气焰直侵云汉；他们的余光气势逼人，熏灼寒门。
“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 二句：昂昂，高超挺拔的样子。累世士，累积几代才出现的贤才。累世，连续几代。结根，扎根。此二句言超群出众的贤才是连续几代积累的结果，是需要牢固的根基的。
“吕望老匹夫，苟为因世故” 二句：吕望，太公望，姜姓，吕氏，名尚，号太公，又叫姜子牙。传说七十多岁被周文王发现，任为师，佐周灭商，因功封于齐。匹夫，平民百姓。世故，时世的缘故。此二句说，姜太公一介平民，由于时世的机缘而大有作为。
“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 二句：管仲，春秋齐国人，名吾夷，先辅佐公子纠，公子纠与桓公争位失败后管仲被囚，经鮑叔牙举荐，受到桓公重用，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功祚，功勋业绩，指齐桓公的覇业。这两句是说，管仲本为一囚徒，却能帮助齐桓公建立伟大的覇业。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 二句：年岁暮，岁月流逝。屈原《离骚》：“恐年岁之不吾与。” 此二句是说，人怎能永久活着呢？我年纪老了。感叹人生无常，只恐年岁迟暮。
“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 二句：不肖，自谦之辞。猛虎步，像猛虎一样的步伐。比喻雄俊豪迈气概。这两句说，有幸托此不肖之躯，应当像猛虎一样奋勇前驱。
“安能一苦身，与世同举厝” 二句：安能，怎能。一身，一辈子，一生一世。举厝（音措），举止行为。此二句意思是，怎能困苦终生，与世俗同流合污呢？
“由不慎小节，庸夫笑我度” 二句：小节，琐碎的亊情。庸夫，平庸的人。度，器量，胸怀。此谓由于不拘小节，庸夫讥笑我的器度胸襟。
“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 二句：希，稀罕，敬慕。夷齐，商代孤竹国君之二子伯夷、叔齐，兄弟二人。相传孤竹君死后，伯夷、叔齐推位让国，逃奔西北周。周灭商后，二人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这是说吕望尚且无需敬慕，何况伯夷与叔齐呢？
这是孔融《杂诗二首》中的第一首，是诗人以景托怀的励志之作。那么，这首诗是作者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的呢？孔融是忠于汉室的，他素与曹操政见不合。他反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经常嘲讽曹操，曹操很恼火，但为了笼络人，只能隐忍，暗地里却示意与孔融有仇的郗虑弹劾孔融，使孔融被免职在家赋闲。然后曹操又写信给他，希望他与郗虑搞好关系，以后说话、做亊情不要那么浮华率意，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孔融回信说：不必。我现在已经能够心情愉快地接受这样免职。此诗就是作于这一时期，抒写这样的心情。全诗20句，分三层：
前4句是写景，写高峻寒冷的钟山，与炎热至极旳南方之路；地位显赫气势灼人的权贵，与门第低微的寒族，两相对比，喻世道之炎凉，实指曹操煊赫的威势。
中间12句写诗人自己坚定不移的节操、抱负和志向。“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 超群出众的贤才是连续几代积累的结果，只有像山川这样根基牢固的人才可以昂首于天地之间。这是孔融自喻，他是孔子20世孙，祖上世代为官，根基牢固，出身高贵。他打心眼里看不起宦官出身的曹操。但对曹操重视人才等策略还是比较佩服的。转下来引用“吕望”、“管仲”二人的亊跡，来说明一个人只要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定能成就一番亊业。然后诗人发出感叹“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可惜我老了。但话锋一转，“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 表明自己不服老，也不安于现状，立志要成就一番亊业。
最后4句写支撑自己的气节和风骨。他对世俗很蔑视（“庸夫笑我度”），对于“吕望”尚不稀罕，对“夷齐”又何存仰慕呢？
纵观全诗可以看出孔融的志气很高，因为不好直言，所以借史述怀，慷慨言志。通过描写地理位置的差异，高门寒族的悬殊，时势英雄的发迹等，揭示世亊无常，穷者能达的人生哲理，表达了诗人高傲疾世，一身正气的高洁品格。全诗笔力隽逸，苍劲悲凉，气骨凌人，体现了孔融诗文“以气为主”的特点。
下面我们简单解释分析一下第二首。这第二首是写悼念幼子夭折的悲伤心情，诗歌以乐府的笔触，叙写了三个悲惨场景：
首先，写从外归来，骤闻噩耗。“远送新行客，岁暮乃来归。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 远送新交的朋友走后，赶回家中已是年终了。进门急着看心爱的儿子，却见妻妾对着别人哭泣。听说再一见不到儿子了，顿觉天昏地暗失去了光明。“日已潜光辉” 以日光之没喻儿子之死。这里暗伏着做为一个父亲常年在外，儿子临死时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心中是多么悔恨！
其次，是写赶往荒丘，面对孤坟。“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 （家里人对我说：）孤零零的坟墓在西北方，儿子在病中经常想念您为什么迟迟不回来。“ 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褰（音愆）裳，提起衣服的下摆。墟丘，指坟墓。提起长衣的下摆，疾走到坟墓旁，只见坟上长满了蓬蒿与野豌豆。蒿，篷蒿。薇，野豌豆。“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儿子的白骨早己埋在地下，儿子的肌体早就化为尘土隨风飞扬。“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 儿子还小时我离开了家，不认识父亲，现在来坟前悼念，难道孩子阴魂能知道我是谁吗？“孤魂游穷暮，飘飖安所依？” 穷暮，长夜，指地下。孤魂在无尽的黑暗里游荡，飘飘摇摇哪里有他的依靠？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牵挂，对儿子的疼爱，不但在他活的时候疼寒疼暖，而且死后还放不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最后写哀叹人生，表达了子不识父、父亲失嗣的哀悼之情。“人生图嗣息，尔死我念追。俛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希，同“稀”，少也。人生在世希望有子继承，他却先死了让我哀悼追丧，倒下去爬起来止不住我内心的伤痛，不觉得泪水已沾湿了衣裳。人生在世有天命，可怜他年纪幼小死的过早。
这首诗以白描的手法写了诗人的丧子之痛，塑造了一个至哀无声的慈父形象，格调悲凉，情感浓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后世对此诗有许多中肯的评价。张玉谷《古诗赏析》：“伤子自伤，无不包括。”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亦述写与此诗同样的情景，沈德潜《古诗源》评曰：“少陵《奉先咏怀》，有‘入门闻号眺，幼子饥已卒’句，觉此更深可哀。” 这些评论都肯定了孔融诗歌的凄婉悲切的色彩，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
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岸畔桃红，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青箬笠，绿蓑衣，渔人醉垂忘归时。全词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这是一首色彩明优意万千，脱离尘俗钓湖烟。思深韵远情融景，生活任行乐自然的抒情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首句，点明地点；此西塞山何处？鄂州、湖州？虽有异议，对词境来说倒无所谓。白鹭是自由、闲适的象征，“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间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漠漠江湖自在飞，一身到处沾渔矶”，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桃花流水鳜鱼肥”第二句，点出江南水乡最美好的季节——正是桃花盛开，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桃红”与“流水”相映，显现了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读者便可以体会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这是一首临秋登高远望，怀念旧友的诗。此诗围绕清秋季节登高来写，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先写为望友人而登高，故“心随雁飞灭”。因薄暮时思念之“愁”和清秋之“兴”无法排遣，更因登高而望，只见“归村人”，而不见友人踪影，所以要相邀重阳节携酒登高而醉。全诗用极洗练严谨的语言，描绘了登高所见的清秋薄暮景色，其中“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二句历来脍炙人口。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二句从晋代陶弘景《答诏问山中何所有》诗脱化而来，点明”自怡悦“，为登高望远的缘由之一。
“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两句起，进入题意。“相望”表明了对张五的思念。由思念而登山远望，望而不见友人，但见北雁南飞。这是写景，又是抒情，情景交融。雁也看不见了，而又近黄昏时分，不禁心中悲戚，然而，清秋的山色却使人逸兴勃发。
“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是写从山上四下眺望。天至薄暮，村人劳动一日，三三两两逐渐归来。他们有的行走于沙滩，有的坐歇于渡头。显示出人们的行动从容不迫，带有几分悠闲。再放眼向远处望去，一直看到“天边”，那天边的树看去细如荠菜，而那白色的沙洲，在黄昏的朦胧中却清晰可见，似乎蒙上了一层月色。
这四句诗是全篇精华所在。在这些描述中，作者既未着力刻画人物的动作，也未着力描写景物的色彩。用朴素的语言，如实地写来，是那样平淡，那样自然。既能显示出农村的静谧气氛，又能表现出自然界的优美景象。正如皮日休所谓：“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涵涵然有云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沈德潜评孟诗为“语淡而味终不薄”，实为孟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四句诗创造出一个高远清幽的境界，同“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等诗的意境，是颇为近似的。这也代表了孟诗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照应开端数句。既明点出“秋”字，更表明了对张五的思念，从而显示出友情的真挚。
全诗情随景生，以景烘情，情景交融，浑为一体。“情飘逸而真挚，景情淡而优美。”诗人怀故友而登高，望飞雁而孤寂，临薄暮而惆怅，处清秋而发兴，希望挚友到来一起共度佳节。“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细细品尝，够人玩味。
这是一首恋情词，民歌风情。上片追忆当初同在回廊，月夜同烧香的情景，烘托出眼下离别孤独的相思愁苦。下片由书信二三行引起内心的无穷思念，愁断人肠。结末以雁儿栖息何处作比喻，表现出惊恐不安的神态。此词全用口语，通俗浅近。
上阙首句“记得同烧此夜香，人在回廓，月在回廊”。词一开头就从回忆写起，用“记得”回叙那个令人陶醉、难以忘怀的美好辰光：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在九曲回廊与自己的情侣一道焚香拜月，默祷祝愿，互诉衷肠。词人撷取“同烧夜香”这么个典型事例，透露两情缱绻的无限消息，以少总多：借焚香拜月的动态，状情侣间不可言传的心态。月夜与回廊时空错呈，夜景与恋情水乳交融，是一幅寓情于景的绝妙画图。
柔和的月色，“幽谧的夜晚，清香袅袅，情语绵绵，恐怕蟾宫嫦娥也忍不住要窺视妒羡吧。”可是，这一切已成过去，只能在记忆里重温，现实留下的却只有“思量”。“而今独自睚昏黄，行也思量，坐也思量。”“而今”正与开首的“记得”相对应，镜头从往昔摇回现实。现实是令人伤怀的，昔日双双偎依，今已影单形只，只能“独自”空守，因而对夜也就由迷恋转为怨恨，而要“睚昏黄”了。一个“睚”字，就是一个特写镜头，反衬出对恋人思念之强烈。你看，“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无时无刻不在思量，与李清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行”、“坐”的动态概括，极写两情之深沉。
下阙开头的“锦”字，系套用《晋书·列女传》中的一个典故：窦滔妻苏氏善属文。滔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词甚凄婉。词人以此典故象征鸿雁传书。“锦字都来三两行”，信算是传来了，可是这三两行使人读了凄婉的消息，非但没有稍解候信人的思念之情，反而触发和平添了无限倜怅。“千断人肠，万断人肠”，正是极言愁绪震荡撞击之剧烈。朝思葬想的情侣，就似虚无飘渺的绰约仙子，你究竟在于何方？鸿雁传书来来往往并没有个确信，“来也愜惶，去也牺惶” ，直弄得六神无主、惊慌烦恼。
全词回忆与现实结合，表层行踪与深层心理交融，对比与复叠词语连用，音韵铿锵。这首词虽然抒发的是男女幽怨之情，但是于宛转缠绵之中，依然具有一种空灵蕴藉、情愫粗犷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