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逐层描写国破之哀,是动乱时代的实录。全诗以低沉呜咽的语调倾诉其不幸又无奈的心境,充满悲愤与哀痛之情。
首句哀民生凋敝,宫室遭难,满目烟尘。
第二句哀盛世之不再,天子蒙难,百官流离,仓皇失主,诗人忘不了那刚刚逝去的“盛唐气象”,那安宁富足的开元盛世。但盛世不会再来了,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和着感伤。这不仅是对一个李姓王朝的眷念,也是对历史上曾有过的高度文明的留恋,是对一个文化断层的悲悼。
第三句哀宫室之荒芜:唐代宫中多植槐树,如今,人去楼空,玉阶蒙尘,秋风瑟瑟,百树凋零,一派冷冷清清的凄凉景象。前三句写不幸,第四句则笔触一转,写乱贼之“庆幸”,他们狂妄自得,宴饮庆祝,在人民的泪光和诅咒中寻欢作乐,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哀痛。
这首诗是动乱时代的实录,苦难心灵的低吟。诗人天性软弱且又陷身贼中,因此诗作没有采取激烈的语词来大胆指斥叛贼,而是以低沉的语调倾诉了一种哀其不幸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辣味不足,温婉有余。
此诗充溢着亡国的悲痛和思念朝廷之情。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凡作过伪官的,都以六等定罪,而王维则因为这首“凝碧池”诗得到过肃宗的嘉许;又加上弟弟王缙平乱有功,请求削官为兄赎罪,得到特别宽恕。由此可见此诗在当时影响之大。
这首词描写的是闺中孤寂情怀。词一开始即浓墨重彩渲染一种秋夜孤寂的氛围:寒蛩低吟似诉,寒露晶莹如泪珠,已是清冷凄凉之境,紧接着即下一“惊”字,将闺中人那种敏感而脆弱的情丝拨动,继而写她受秋夜清景之惊后的动作神态。罗帏、鸳鸯锦等闺中陈设,为我们展示出这位闺中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裕,着以“泪湿”二字,则又与这种富丽的陈设形成对照,衬出其内心的孤独、空虚、失落。接下来两句,将泪湿的原因作了交待:心上人儿离她远去,她只能独守闺房,那罗帏、那绣着象征爱情双栖双宿的鸳鸯锦被里,只有她一个彻夜难眠的苦心人儿。夜冷兼心凉的她,置身于锦被之中,却没有一丝的暖意,反而只觉玉肌生凉。这里,词人不动声色地从环境过渡到了心境,刻画出这位闺中思妇因夜寒生凉到因“独”处而心凉的心理状态。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心情,让她心“惊”,引起她一腔幽怨。“残更与恨长”一句,语短情长,既写出此女长夜难眠,将那个“惊”字写满写足,同时也把难以名状的“恨”写得十分直观可感,动人心旌。
下片写闺房外之夜景。阴风时时袭来,翻动她闺房的翠帏,使她本已冰凉的心情更显凄凉不堪,也因那摇动的翠幔,绘出她心旌摇荡的内心世界,孤灯残照之时,室外雨声又时时袭来。本来,银灯结花,是吉祥喜庆的征兆,但对这位秋夜孤枕中的女子而言,她这种美好的梦幻显然早已破灭,所以她只是觉得那重重的灯花,使灯光更显昏暗而已。词人用“涩”字形容夜雨带来湿润的空气侵染灯花,使之灰暗不明,颇具匠心。从整首词看,无论是闺房里还是闺房外,一切景物皆着有闺中人的感情色彩,是为闺中人所设,随其心境的波动而动。所以,这里的涩,不是指雨,而是女主人公那幽咽难通的思维情结的外化,雨涩灯暗,全是她彼时心境暗淡愁苦的象征。“毕竟”二字,透出怨恨之意,紧扣上片结尾的“恨”字而发,使词情显得丝丝人扣,针脚细密。收煞一句,又回到“虫声泣露”的环境之中,用室外金井寒来回应开头的“虫声泣露”。李白有《长相思》诗,其中两句云:“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虽说不能说为此句所本,但李诗秦词所描写的环境,所渲染的气氛,却是十分一致的。彼此相参,当更能体会秦观此词所描绘之景象。
从写作手法上分析,词人先从室外写到室内,在突出刻画独处闺房的女主人的神态心绪之后,又回笔写到室外。以虫声起,以鸦啼结,中间点出“残更”、“不成眠”等语,将一位情丝不断,彻夜难眠的思妇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同时也使得整首词在布局上轻重得宜,且有首尾衔接,词情婉曲连绵不尽之妙。另外,虽然词中有“惊”、“恨”等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但是作者却并没有正面描绘这种惊态、恨意,而是侧锋用笔,通过环境描写来烘托气氛,尽情地渲染以达到以景传情的目的。难怪后人看后不得不叹赏其“语少情多”了。
另外,这首词的上下两片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欣赏,即将词的上片理解成闺中人念远,而把下片理解成行人忆内的感情。这样理解,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词的上下两片所描绘的景象来看,似乎并不完全是一地之景,“虫声泣露”是清夜之景,而下片所写“阴风”、“雨涩”则又是雨夜之景了。而且如此诠释词情,两相对照,两地相思,显得更加刻骨铭心和耐人寻味。
梅、兰、竹、菊,古人称之为“四君子”。其中梅以纤尘不染,高洁雅致为世人所称。古人说:梅以韵胜,以格高,即说于此。古今诗词诸家咏梅者众,而张炎的这首咏梅词立意深远,其超脱了梅的形质本体,专咏梅影,其意似在韵格之外。
这首词,上片从不同的角度来写梅影:以满地碎阴写梅影,以“疑有疑无”的幻象写梅影,赞扬梅的难于折曲的品格,以传奇故事写梅影,以过云写梅影;下片以镜中美女写梅影,以春痕写梅影,以水中珊瑚写梅影,以香雪比梅,赞扬梅又香又洁白的品格。全词观察细腻,感受独特,想象丰富,有虚有实。
上片首先,“黄昏片月”,写梅而先言片月,继承古人咏梅传统,即咏梅影必先写月,以月来衬托梅影,为梅影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接下来,词人精雕细刻,为月下梅影传神写照。词人从七个方面刻画梅影,这里姑且称为“梅影七笔”。曰:“清绝影”,“疑似影”,“缥缈影”,“竹外影”,“淡洁影”,“贞固影”,“玲珑影”。七笔连环,惟妙惟肖。初笔“似碎阴满地,还更清绝”,写“清绝影”。
词人先以“碎阴”比喻梅影,进而又用“还更清绝”,以“清绝”形容梅影纤尘不染,绝顶高洁的品格。一个“清”字,道出梅的出凡脱裕。以前的诗词名家都曾咏梅,曰:“雪魄冰魂”,“冰肌玉骨”,而这里一个“清”字更是比“雪”、“冰”、“玉”高出一筹,且是“清”至于“绝”,更是使人产生更多驰骋想象的余地。
以“枝北枝南,疑有疑无,几度背灯难折。”三句写“疑似影”。梅影既至清绝,使词顿生爱意,欲得而甘之,因而枝南枝北,环绕寻觅,及至“背灯”折取,却又不可捉摸。“背灯”是指离开灯光。作者用“几度”,“疑有疑无”,“背灯难折”,了了几笔,勾画出词人对梅影的挚爱,及至到了难舍难分,迷离悄恍的境界,确实为神来之笔。
第三笔,“依稀倩女”几句,写“缥纱影”。“倩女离魂”出自唐代陈玄祐的小说《离魂词》,言衡州张镒之女倩娘与表兄王宙相恋,但因镒将女另配他人,使王宙含恨离去。倩娘与王宙感情至深,闻王宙离去,神魂离壳于夜间追到王宙船上,随其入蜀。倩娘也因而从此卧床不起。及至五年后,两人回倩娘家,房内卧病的倩娘闻声相迎,两女遂合为一体。从此两人才得到圆满的结局。词人在此以倩女比梅,而又以其“魂”比梅影,魂从倩女出,影从梅中来,其比喻之巧妙,令人叹服。一个“魂”字使梅影的轻盈缥缈脱然而出。“缓步”两句更使这首词描述的梅影活化,使人神往。
第四笔,“看夜深、竹外横斜,应妒过云明天”写了“竹外影”。“竹外”出自苏轼《和秦太虚梅花》有“竹外一枝斜更好”的诗句,“横斜”出自林逋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词句以“横斜”来指梅影,短短几句以忽明忽暗的云彩,以岁寒三友的竹衬托出梅影的美好,衬托梅的高洁。
第五笔,词的下片,以“窥镜蛾眉”三句写“淡洁影”,词人不再写月下之梅,竹外之梅,而写镜中之梅。在词人眼里,镜中更显梅的清绝圣洁。深夜,皎洁的月光把梅影映照在屋内镜面上。一个“窥”字,立刻使人一种美人临窗,飘然欲入的美感。一个“淡”字又给人美自天然雕刻的感觉。“为容不在貌”化用杜荀鹤《春宫怨》“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句意。但词人又翻陈出新加上了“独抱孤洁”一句,柳貌而扬神,道出梅影的洁身自好,独抱孤洁的追求。这句话是全词的主旨所在,词人不平的遭遇,内心的愤懑,对美的追求,种种复杂的内心世界,都深深地隐含在其中,使人回味。
“莫是花光,描取春痕,不怕丽谯吹彻。”三句,写“贞固影”。花光即僧仲仁,宋代蘅州花光山长老,与苏轼、黄庭坚同时,黄曾诗言“雅闻花光能画梅,更乞一枝洗烦恼”,可见其画笔之神。“莫是花光”以疑问的语气表达出肯定的语气。这娟娟的梅影,难道是花光和尚笔下所描取的一痕春色吗?“丽谯”指城门上的城楼。“不怕丽谯吹彻”,写出梅超俗脱凡,贞而不堕,孤洁长存,即使城楼号角吹响也无所畏惧。梅的傲风霜笑雪雨,其铁骨幽香,不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词人在此的含意,熟悉张炎的读者都会不言自明。
“还惊海上然犀去,照水底、珊瑚如活。”三句是“写玲珑影”。“燃犀”出自《晋书。温峤传》,用晋温峤在采石机燃犀牛角照水底灵怪的故事。依者极具渲染地描写海底的珊瑚,言其玲珑晶莹,活灵活现。其实用意在以尽珊瑚之美,目的在于表现梅影形象之美。
全词以那么多的篇幅,七笔连环,描写梅影。把“影”写活,呼之欲出。然而词的末句,笔锋一转,原来是酒醒天空,空对一庭香雪,使读者从那迷离神往的境界出脱醒悟:原来一切美好的境界,却因为“酒”在做怪,醉眼看世界,似梦似幻还似真!“酒醒”还有一个典故:隋时赵师雄迁罗浮,日暮于林间酒肆旁,见一美人淡装素服出迎,与语,芳香袭人。因与扣酒家共饮。雄醉寝,及至酒醒,始知身在梅花树下,美人已去,雄惆怅不已,才知是遇上了梅花神(《龙城录》)。全词用典颇多,而此故事最是贴切。倩女离魂不就是这样的梅花神吗?怎样才能写好“梅影”,这首词给了读者太多的启示。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