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词综》作于真人词。玉蟾先生《诗余》作葛长庚词。《全宋词》“无名氏目”录此题,全文见《词综·卷二十四》。
这首词的主旨在于表现暮春时节落拓无依的羁旅之愁。上片浓艳,下片疏淡。
“绿暗红稀”正是李清照《如梦令》中之“绿肥红瘦”,意味着绿叶成荫,而百花凋落。从“绿”、“红”二字见色彩之艳丽,而“暗”、“稀”二字,却又给人以迟暮之感,全篇感情基调已由这四字定下,以下乐景,哀景亦由此发端。“春已暮”点明时节。“燕子衔泥,飞入垂杨处”句,画感鲜明,形象优美,洋溢着生活气息,有如春的赞歌,这里写的是乐景、“柳絮欲停风不飞”句,仍写暮春之景,却使人在情绪上顿觉跌落。柳絮不能自主浮沉,因风而飘泊不定,让人联想起游子之飘泊无依的情状来,这正是句中景物的寓意。下句“杜鹃声里山无数”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渲染悲凉气氛。“山无数”自是“乱山深处”。杜鹃一声接着一声,使人倍觉悲摧,应是哀景。词的上片就是这样通过对暮春景物的铺陈描写,由乐景引出哀景来,“柳絮”句很自然地体现出这种过度与转折,并为下片抒情留下伏笔。
下片,描绘游子形象,抒发羁旅忧愁。“竹杖芒鞋”正是颠沛流离、终日奔波的远行人之写照,“无定据”显示这远行游子的飘泊无依,同上片“柳絮”句遥相呼应。“穿过溪南,独木横桥路”承接“山无数”,点明词人立足点,即游子之所在。然后用“樵子渔师”来来往往,自得其乐,反衬游子之飘泊天涯,纵有“一川风月”又有什么心思欣赏,“一川风月”意味着夜的来临,加重羁旅无归之悲慨。“谁为主”与“无定据”及以上片之“柳絮”句暗脉相通,进一层表现客身在外,无所归依的心情。
全词有一种浓厚的时代末落气氛,与南宋后期许多士人处境吻合。词中写景全是画笔,浓淡相宜。乐景暗含迟暮色调,渗出悲凉来。乐景转出哀景,浓重地渲染悲愁气氛。寥寥几笔写景却抓飞羁旅特色,构成典型环境,表现主人公之寂寞孤单。全词展现出一幅暮春风月、独木横桥路上、天涯飘泊图来,富有情韵。(陶先淮)
此诗前二句用“围棋局”“菜畦”作喻,描画长安城整饬、匀称的布局,笔直、宽敞的街道;后两句笔锋转向唐都政治活动的中心即大明宫,写早朝情景,以“一条星宿”为喻,写出火把之多,官员之众,仪礼之盛。此诗的描写具体生动,言简而意丰。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两先写天亮后所见,从鸟瞰的角度写长安的全貌与特点。唐代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的城市之一。它按照事先设计的规划施工修建,将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坊里(即住宅区)三部分。宫城是皇宫所在地;皇城则是朝廷官员办公之处,城内的南北七街、东西五街排列着尚书省、御史台等各级官署;围绕宫城、皇城的一百一十四坊,以承天门为界,东西各占一半,南北十四条大街、东西十一条大街穿插在坊市中间,将城市分割为一块块的小方格,方格内分布着千百家居民、住户。“围棋局”、“种菜畦”的比喻,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长安城纵横交错、整齐划一的建筑格局。作者之所以未按时间顺序描述,目的是从全局上突出长安建筑的独特,气魄的雄伟,让它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两句写拂晓前所见,选择百官上朝途中的一个场面,反映了京城的独特风貌。古代百官早朝时,必须在天亮前就赶到宫门,等候皇帝上殿。唐代自高宗以后,举行国家大典和接见百官的地方,由太极宫移至大明宫。作者在台上看到,远处百官上早朝时的灯笼、火把,像天空一条蜿蜒的恒星,向着大明宫的南门移动、伸展。这些微小、闪烁的火光,在黑夜中,与天上的星星相互辉映,增加了京城的神秘与宁静,而星宿的比喻,又与地上的天廷(即朝廷)有几分联系,显示出首都的尊严。一早一晚,一总一分,长安城的万千气象就尽集其了。
这首诗描绘了长安城内皇宫衙署、市民住宅,布局规整,不相混杂的风貌。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唐代政治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太监专权。这首诗就是讽刺宦官的。诗题“轻肥”,取自《论语》,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读者不禁要问: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角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自然骄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奢。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写出了江南大地上的一幕人间惨剧,使全诗顿起波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诗采用了写书的风格,白描的写法,真切地展示了社会的不公。文学作品应反映生活的真实,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