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昆山徐健菴先生在住宅后面造了一幢楼房，一共有七间，隔些时候命工匠砍削木材，起造大的橱柜，藏书无数，区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附以经传义疏等方面的书，史部中附以日录、家乘、山经、野史等方面的书，子部中附以卜筮、医药等方面的书，集部中附以乐府、诗余等方面的书，共有七十二个橱，按照部类置放，都有一定秩序，白色的标签，浅黄的封套，打开橱门，灿然在目。于是先生召集儿孙，登楼而教训他们说：“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们的呢？我们徐家先世，本来就身家清白，以读书应试起家，我耳濡目染已很久了。我曾感慨那些做父祖辈的，有的想把土地家产传下去，而子孙不一定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有的想把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类的宝贵文物传下去，而子孙又不一定能够世世宝爱这些东西；有的想把园池台榭、舞歌车马之类传下去，而子孙后代又不一定能世世享受这些娱乐。我正把这些事例看作鉴戒。那么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们的呢？”这时他指着书高兴地笑着说：“我传给你们的，就是这些了！”于是就以“传是”两字作为楼名，而要我作一篇记。我体衰多病，不能一下子写出来，先生多次写信催促，最后我只得用下面这些话来回复先生：
书遇到的灾难太厉害了！从汉代以来，皇帝常常用官家的丰厚赏金去买书，皇帝以下，名公贵卿又常常用许多钱物去换书，有的亲自动笔，有的雇请抄手，加以誊录。但是聚集不久，就常常遭遇变故散失，由此可知藏书之难了。不过，我认为藏书的困难还是比不上守书之难，守书之难又比不上读书之难，更比不上亲身去实行了而有所体会之难。所以藏书而不能守，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已经读了，而如果嘴上是一套，实行的又是另一套，心中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它的花而忘记了它的果实，那么就是用记诵之学来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同不读书又有什么不同呢？
古代善于读书的人，以博学开始，以精简终结，博学不是为了夸耀博识竞斗词藻，精简不是为了保存残缺安适于简陋。善于读书的人以性命之理为基础，而最终则要体现在事业和功绩中：循着流追溯源，没有什么不能弄明白的；明白了道理再去实行，没有不能做到的。尊重所听到的教诲，力行所学到的道理，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能这样吗？
现在健菴先生已经拿出从书中得到的道理，上能得到天子的器重，次能被朝廷士大夫所敬重和取法，借此以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对答宣扬帝的美好命令。绰有余裕，再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能先后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世被人一致称道，我只有赞叹不绝，以为读书的好处实在太大了！遵循这条道路，即使传给子子孙孙，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呢？
像我这个人就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了。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之中，孤陋寡闻，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作记。不是已勉强应承先生之命，姑且写这些话回复，先生能否原谅我的不通事理呢？
注释
楹：房屋一间为一楹。
斫：用刀斧砍。
缃：浅黄色。
帙：书画外面包着的布套。
彝：古代盛酒的器具，也泛指祭器。
斝：古代盛酒的器具。
裒：聚集。
呻占：诵读。
跻：登，上升。
翕：合，聚，和顺。
跧：古同“蜷”。
老誖：年老昏乱，不通事理。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这是一首咏物词。上片咏荷。起句点明时令，用“爱”字领起五句正面咏荷文字，写其姿态之美。接着从反面衬托荷花品第之美，再比荷花比佳人。下片抒情。先化用屈原诗意，叹惜当年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以寄托自身赤城报国却连遭打击的惨痛经历和愤懑不平之情。最后借千杯痛饮，浇胸中磊块。全词多处用典，寄托遥深。
上片赞赏荷花。首句点明时令，“暑风凉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大好时光。以下用一“爱”字带出“亭亭”五句，正面描绘水上莲荷的美好仪态。满地莲叶，耸出水面，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净植，似无数绿衣侍者持节而立。在这一群绿衣持者的簇拥下，千朵荷花，竞相怒放。她们或时隐时现，如含羞少女，犹抱绿叶半遮面；或参差错落，姿态万千，似各怀妒意而争美赛妍。这是一幅令人心醉的水上绿叶红花图。
“步衬潘娘堪恨，貌比六郎谁洁？”这两句用南齐潘妃和唐张昌宗典故。以清水芙蓉之质，竟为一宠妃作衬托的工具，叫人痛心；以张昌宗辈无耻之尤，绝不能与芙蓉相比洁白。所以，词人用“堪恨”“谁洁”两组词语，一方面表示对潘、张之流的鄙弃，一方面也就突出了荷花的质洁品高。前五句写荷花的姿态美，这两句是写荷花的品格美。潘、张之流既不足道，那么，有资格能和芙蓉相提并论的，唯有白鹭。白鹭浑身皆白，象征着纯洁无邪；一生往来水上，意味着超尘忘机。谢惠连有《白鹭赋》赞曰：“表弗缁之素质，挺乐水之奇心。”又因它风度翩翩，杜牧《晚晴赋》曰：“白鹭潜来兮，邈风标之公子；窥此美人兮，如慕悦其容媚。”词中“白鹭”两句兼含二义而以后义为主。傍晚雨晴，有白鹭飞来与芙蓉为侣，犹如公子佳人双双并肩而立。白鹭入图，平添出不少生机与美趣，真是妙笔生花。
下片抒情，多半采用楚辞诗句，而又一意贯之。“休说”七句化用屈原《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和“交不忠兮怨长”等句，原意为到水中去采缘木而生的薜荔，到树梢去摘水上开花的芙蓉，不可能成功。男女各怀心思，媒人来回折腾，也是徒劳无功，双方爱之不深，必然容易决裂。这是隐喻楚王听信谗言，亲佞远贤，使屈原有志难酬。
“千古”两句化用《离骚》“芳菲菲而难亏兮，芬犹未沫”诗意，谓屈原之世虽已去远，但其《离骚》却流传千古，犹自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词人赞美屈原有荷花那种“出于淤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赞美他精神不朽，流芳百世。同情他君臣异心的不幸遭遇，和赍志以殁的悲剧结局。尤其令人愤慨不已的是，这一切居然自古而然。所以词人在下片一开头就用“休说”一词表现感情上的激愤，结拍又用“都休问”一句承转跌宕：一切都休再提说了吧，“但千杯快饮，露荷翻叶”，唯求对花痛饮，一醉忘忧。殷英童《咏采莲》诗云：“藕丝牵作缕，莲叶捧成杯。”这里的“露荷翻叶”，是借喻倾杯式的豪饮。词的结尾很是干净利索，既巧妙地紧扣咏荷题目，又将自身满腹牢骚不平之气一吐而尽。
好用事，是辛词的一大特色，人或讥其“掉书袋”，或褒其“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刘熙载《艺概》）。就这首词的用事来说，颇见特色。不仅多而奇，而且一意贯串，寄托遥深。上片用“步衬潘娘”“貌比六郎”两个典故，下片大量运用楚辞入词，都是用得贴切而意深。潘张因为长得俊美而受君王宠爱，屈原却因品质高洁而被楚王流放，世上不能有这等道理。是以“堪恨”“谁洁”“休说”“休问”诸句，激荡着一股愤郁不平之气。辛弃疾生平以复国自许，文韬武略，集于一身，不想两次被免落职，赋闲田园，正所谓报国有志，请缨无门。因此，当他握笔作词时，常常借古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这也正是辛词好用事的缘故。
本诗为托物讽咏之作。
据古籍记载，周穆王驾八骏马西游，到西王母处游宴很久。而唐德宗西逃时亦驾八马，与周穆王事迹相似，当时人常以为作者此诗暗指德宗。但据副题，其主旨实为托古事讽刺唐宪宗。
“瑶池西赴王母宴，七庙经年不亲荐。璧台南与盛姬游，明堂不复朝诸侯。”直指周穆王玩物丧志，刺当时帝王，文锋犀利。
“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马去汉道兴。穆王得之不为戒，八骏驹来周室坏。至今此物世称珍，不知房星之精下为怪。”句，在批评周穆王玩物丧志同时，寄希望于明君兴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
穆王八骏:赤骥、飞黄、白义、骅骝、騄耳、騧騟、渠黄、盗骊 。
此词用曲折多变的笔法描绘了清寂的山光水影，寄寓着词人落拓江湖的身世之感，构成一幅游子秋日行吟的连环画卷。词人在旅行途中言情，扩大了人物情感活动的空间，并且充实了言情的社会内容，将词的创作引向广阔的天地，在词史上乃是创举。
词的上片写景，点染出雨后夜泊的情状。起首两句描绘洲渚宿鸟，对偶工整，“落”字、“横”字使整个画面充满了灵动感；而“霜”字与“烟”字又使得这幅画面水雾弥漫，多了几分迷蒙之感，虽为景语，但其愁情，已隐然言外。“分明画出秋色”一语，不仅音节响亮，读来铿锵有力，更使读者有一种如置身画中之感。“暮雨”三句，以小舟晚泊江边作为背景来衬托词人出场。“夜泊”指出停舟的时间，“苇村山驿”点明投宿之处乃荒村驿店。暮雨无论绵密或者稀疏，皆可拟为离愁之情，而雨后秋月夜则以其凄清寥廓，显示出了词人的孤寂冷落。“何人”二句以设问提起，借笛声以抒旅怀。羌笛之声使词人思远之情油然而出，一泄无余。一个“起”字强调了声音突兀传来的响亮与气势，而“何人月下临风处”一语又带着一种遗世独立的孤傲与悲凉的味道。虽写愁，却写得画面清旷而气象高远，此境可谓婉约豪放，兼而有之，相辅相成，正如《乐府余论》所言：“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恒流。”“离愁万绪”四字点题，揭出词人内心活动。接着“闲岸草”一句，以“蛩吟似织”喻离愁之密集、深广，与迷离的雾气相应相衬，更可见愁情的难解与无奈。
词人这里借蟋蟀声托出怨情，触发起无限愁绪，由此引出下文。整个上片层层深入，细致入微地勾画了一种深邃幽远的意境。
“为忆”之句，触景而生情，抒写别后思念。“忆”字写思恋之情。以下再诉关山阻隔，鱼雁难通，从而反映出内心的焦虑。“想绣阁”三句，为对方设想，伊人深居闺房，怎能体会出行客漂流天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处。这里委婉曲折，设想奇景比女子自诉衷肠更为感人。“楚峡”句用宋玉之典，暗指自己旧日的欢爱已散，接着转笔归到目前境遇，说明往昔“暮宴朝欢”都已烟消云散，而此时孤村独坐，惟有对月自伤。末尾两句，以景结情，遥望京华，杳不可见，但见远峰清苦，像是聚结着万千愁恨，“目断”与“立尽”都是加强语气，这幅秋景中注入强烈的感情色彩，相思之意，怅惘之情不绝如缕。
这首词上、下片一气贯通，浑然一体，感情起伏跌宕，把离情别苦渲染得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