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昆山徐健菴先生在住宅后面造了一幢楼房，一共有七间，隔些时候命工匠砍削木材，起造大的橱柜，藏书无数，区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附以经传义疏等方面的书，史部中附以日录、家乘、山经、野史等方面的书，子部中附以卜筮、医药等方面的书，集部中附以乐府、诗余等方面的书，共有七十二个橱，按照部类置放，都有一定秩序，白色的标签，浅黄的封套，打开橱门，灿然在目。于是先生召集儿孙，登楼而教训他们说：“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们的呢？我们徐家先世，本来就身家清白，以读书应试起家，我耳濡目染已很久了。我曾感慨那些做父祖辈的，有的想把土地家产传下去，而子孙不一定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有的想把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类的宝贵文物传下去，而子孙又不一定能够世世宝爱这些东西；有的想把园池台榭、舞歌车马之类传下去，而子孙后代又不一定能世世享受这些娱乐。我正把这些事例看作鉴戒。那么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们的呢？”这时他指着书高兴地笑着说：“我传给你们的，就是这些了！”于是就以“传是”两字作为楼名，而要我作一篇记。我体衰多病，不能一下子写出来，先生多次写信催促，最后我只得用下面这些话来回复先生：
书遇到的灾难太厉害了！从汉代以来，皇帝常常用官家的丰厚赏金去买书，皇帝以下，名公贵卿又常常用许多钱物去换书，有的亲自动笔，有的雇请抄手，加以誊录。但是聚集不久，就常常遭遇变故散失，由此可知藏书之难了。不过，我认为藏书的困难还是比不上守书之难，守书之难又比不上读书之难，更比不上亲身去实行了而有所体会之难。所以藏书而不能守，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已经读了，而如果嘴上是一套，实行的又是另一套，心中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它的花而忘记了它的果实，那么就是用记诵之学来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同不读书又有什么不同呢？
古代善于读书的人，以博学开始，以精简终结，博学不是为了夸耀博识竞斗词藻，精简不是为了保存残缺安适于简陋。善于读书的人以性命之理为基础，而最终则要体现在事业和功绩中：循着流追溯源，没有什么不能弄明白的；明白了道理再去实行，没有不能做到的。尊重所听到的教诲，力行所学到的道理，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能这样吗？
现在健菴先生已经拿出从书中得到的道理，上能得到天子的器重，次能被朝廷士大夫所敬重和取法，借此以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对答宣扬帝的美好命令。绰有余裕，再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能先后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世被人一致称道，我只有赞叹不绝，以为读书的好处实在太大了！遵循这条道路，即使传给子子孙孙，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呢？
像我这个人就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了。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之中，孤陋寡闻，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作记。不是已勉强应承先生之命，姑且写这些话回复，先生能否原谅我的不通事理呢？
注释
楹：房屋一间为一楹。
斫：用刀斧砍。
缃：浅黄色。
帙：书画外面包着的布套。
彝：古代盛酒的器具，也泛指祭器。
斝：古代盛酒的器具。
裒：聚集。
呻占：诵读。
跻：登，上升。
翕：合，聚，和顺。
跧：古同“蜷”。
老誖：年老昏乱，不通事理。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开得鲜艳的荷花预示着吉祥，笔直的立在水面上。一支孤茎引出一抹绿，两朵花共同分开两抹红。荷花秀丽的颜色仿佛歌女的容貌，馥郁的香气如舞衣下的微风。这两朵莲花必然会互相思念，况且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首联展现荷花动态之美，颔联为荷花着色，颈联与人作比，极写荷花的色、味，尾联是点睛之笔，揭示主旨，表达两心相悦的情感。
这首诗是杜甫旅居夔州的第二年所写八首咏逐诗之一。虽只有五言八句，但其意义和写作技巧却都臻于上乘。诗的前四句代麂写意，自悔不能见机远离伤害。后四句感叹世人因为贪食美味而残害生灵。全篇代麂立言，前半婉而多讽，后半愤怒斥责。该诗借逐言情，写麂自悔不能全身远离祸害，代麂抒情，感叹世人为了口腹之欲而残害生灵。
诗的首句说自己被迫和自由天地“永”“别”，又被抬举与“玉馔”并列充人口腹。次两句“无才”三字是关键。文意是既没有本事高飞远引与仙人为侣，那就无法逃脱被吃的命运。 “不敢恨”，正说明痛苦之深。“不敢恨”，是虽死无怨，写得更深更惨。后半，头两句总结出一条道理，即： “乱世”生命不值钱，有名即是祸根。残酷现实的根源在哪里，“衣冠兼盗贼”五字作了回答，这是对残暴的统治者的高度概括。全诗与其说是写麂，毋宁说是写人。所指可以是某个人，而更重要的则是揭示了类似的无数人的共同命运。那是几千年封建时代无法消除的社会悲剧、历史悲剧。此诗虽小，可以喻大。
这是一首禽言诗，该诗以讽刺怒骂成文，显示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全诗以将死之麂的口气写成，杜甫借麂之口，毫不留情地遣责了权贵者贪婪残忍的本性。诗人以麂比善良人士，以“衣冠兼盗贼”痛骂奸佞小人。讽刺贪婪成性的人本身就是“盗贼”，有着“鱼肉人民”的本性。此诗构思巧妙，寓意婉转，虽为咏逐诗，却不给人咏逐之感。
这是一首送行词。此词上片赞赏郑汝谐胸怀天下，气概英武，才略不凡；下片赋写作者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同时抒发了收复失地的爱国激情。全词多用典籍和前人语汇成句，体现了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特色。古来临别送行的赠词，或情深意长，或缠绵悱恻，但这首词除历叙友人间的真挚情感外，还饱含着对友人的热切期待。
上片赞赏友人胸怀天下，气概英武，雄才大略。首句写郑舜举的远大抱负和豪情风貌，虽是通常赞语，也刻画出了友人情貌。接下来说，皇上有意于治国良策，此次郑舜举被召入京，必可有所作为。“此老”二句说友人有雄才大略，可当雄兵十万，被金兵占领的广大北方领土就等他去收复了。这既是夸赞，也是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期待。收拍点题，从凤凰飞诏，归结到友人被召晋京，贺其升迁，含有激励友人乘机奋进、实现卫国壮志之意。
下片赋写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开始四句描写郑舜举即将离任时的天气状况和百姓泣送的情形，既渲染临别气氛，又暗写郑舜举之勤政爱民。此极言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看野梅”二句宕开一笔，以自然为象征，说这一去，春回大地，梅柳新发，预示着友人此去将春风得意，喜讯频传。“莫向”以下，折回自身，折回送别，悬想人去宅空情景，非惟笑语难追，松竹且为之失色，一片凄黯空寂。此为加一倍写法。最后两句劝友人一心向前，不要回味昔日蔗庵相聚时的欢愉，就接着杯中酒，一浇离别愁吧。结尾以自我问答放笔直抒，谓此后唯以杯酒排遣离愁。
此词通篇体现出友情的执着浓重。与辛弃疾词中许多赠别作品一样，这首词依然带有他一贯希望北图中原，重整河山的强烈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