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昆山徐健菴先生在住宅后面造了一幢楼房，一共有七间，隔些时候命工匠砍削木材，起造大的橱柜，藏书无数，区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附以经传义疏等方面的书，史部中附以日录、家乘、山经、野史等方面的书，子部中附以卜筮、医药等方面的书，集部中附以乐府、诗余等方面的书，共有七十二个橱，按照部类置放，都有一定秩序，白色的标签，浅黄的封套，打开橱门，灿然在目。于是先生召集儿孙，登楼而教训他们说：“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们的呢？我们徐家先世，本来就身家清白，以读书应试起家，我耳濡目染已很久了。我曾感慨那些做父祖辈的，有的想把土地家产传下去，而子孙不一定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有的想把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类的宝贵文物传下去，而子孙又不一定能够世世宝爱这些东西；有的想把园池台榭、舞歌车马之类传下去，而子孙后代又不一定能世世享受这些娱乐。我正把这些事例看作鉴戒。那么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们的呢？”这时他指着书高兴地笑着说：“我传给你们的，就是这些了！”于是就以“传是”两字作为楼名，而要我作一篇记。我体衰多病，不能一下子写出来，先生多次写信催促，最后我只得用下面这些话来回复先生：
书遇到的灾难太厉害了！从汉代以来，皇帝常常用官家的丰厚赏金去买书，皇帝以下，名公贵卿又常常用许多钱物去换书，有的亲自动笔，有的雇请抄手，加以誊录。但是聚集不久，就常常遭遇变故散失，由此可知藏书之难了。不过，我认为藏书的困难还是比不上守书之难，守书之难又比不上读书之难，更比不上亲身去实行了而有所体会之难。所以藏书而不能守，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已经读了，而如果嘴上是一套，实行的又是另一套，心中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它的花而忘记了它的果实，那么就是用记诵之学来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同不读书又有什么不同呢？
古代善于读书的人，以博学开始，以精简终结，博学不是为了夸耀博识竞斗词藻，精简不是为了保存残缺安适于简陋。善于读书的人以性命之理为基础，而最终则要体现在事业和功绩中：循着流追溯源，没有什么不能弄明白的；明白了道理再去实行，没有不能做到的。尊重所听到的教诲，力行所学到的道理，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能这样吗？
现在健菴先生已经拿出从书中得到的道理，上能得到天子的器重，次能被朝廷士大夫所敬重和取法，借此以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对答宣扬帝的美好命令。绰有余裕，再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能先后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世被人一致称道，我只有赞叹不绝，以为读书的好处实在太大了！遵循这条道路，即使传给子子孙孙，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呢？
像我这个人就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了。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之中，孤陋寡闻，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作记。不是已勉强应承先生之命，姑且写这些话回复，先生能否原谅我的不通事理呢？
注释
楹：房屋一间为一楹。
斫：用刀斧砍。
缃：浅黄色。
帙：书画外面包着的布套。
彝：古代盛酒的器具，也泛指祭器。
斝：古代盛酒的器具。
裒：聚集。
呻占：诵读。
跻：登，上升。
翕：合，聚，和顺。
跧：古同“蜷”。
老誖：年老昏乱，不通事理。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鉴赏此诗，一要注意炼字的表达效果，二要注意表意的含蓄蕴藉，寓情于形象的描绘和叙述之中。首联中的的“一别”“长驱”颔联中的“衰”“老”等词，一方面表现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无奈、悲凉、飘零憔悴的遭遇。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沈德潜评论此联说：“若说如何思，如何忆，情事易尽。”
首联领起“恨别”，点明思家、忧国的题旨。“四千里”，恨离家之远。“五六年”，伤战乱之久。个人的困苦经历，国家的艰难遭遇，都在这些数量词中体现出来。
颔联两句描述诗人流落蜀中的情况。“草木变衰”，语出宋玉《九辩》中的“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是指草木的盛衰变易，承上句的“五六年”，暗示入蜀已有多年，同时也与下一句的“老”相呼应，暗比诗人自己的飘零憔悴。诗人到成都，多亏亲友帮助，过着比较安定的草堂生活，但思乡恋亲之情是念念不忘的。由于“兵戈阻绝”，他不能重返故土，只好老于锦江之边了。“老江边”的“老”字，悲凉沉郁，寻味不尽。
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杜少陵集详注》）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杜甫有四弟，名为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其中杜颖、杜观、杜丰散在各地，只有杜占随杜甫入蜀。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月夜，思不能寐，忽步忽立。白昼，卧看行云，倦极而眠。杜甫这种坐卧不宁的举动，正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它不是抽象言情，而是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形象中所蕴含的忧伤之情。手法含蓄巧妙，诗味隽永，富有情致。
尾联回应次句，抒写杜甫听到唐军连战皆捷的喜讯，盼望尽快破幽燕、平叛乱的急切心情。760年（上元元年）三月，检校司徒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这就是诗中“乘胜”的史实。当时李光弼又急欲直捣叛军老巢幽燕，以打破相持局面。杜甫盼望国家复兴，他自己亦可还乡，天下可喜可乐之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首诗以充满希望之句作结，感情由悲凉转为欢快，显示了杜甫胸怀的开阔。
这首七律用简朴优美的语言叙事抒情，言近旨远，辞浅情深。杜甫把个人的遭际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写，每一句都蕴蓄着丰富的内涵，饱和着浓郁的诗情，值得读者反复吟味。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这是一首景抒情短诗，全诗动中有静，移步换景，通过临溪弄石、绕寺寻花、聆听鸟鸣和流水声描绘出了遗爱寺的盎然生机，勾勒出遗爱寺优美动人的风景，通过“弄”、“寻”、“行”等动作描写，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
“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这两句是说是说诗人在小溪边玩赏那些奇形怪状的溪石，微风吹来花香扑鼻沁人心脾。诗人四处张望却不知花在何处，于是诗人绕寺而行，一路上漫步寻花。
“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这里山光水色无限美好。小鸟的啾啾声十分动听，溪水汩汩流淌不绝于耳。这一切，让诗人感到心旷神怡。
这首写景抒情的短诗，诗人将石、溪、花、鸟、泉等多种自然景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描绘了一幅清新秀丽、生机勃勃的图画，勾勒出遗爱寺令人神往的风景，又通过“弄”“寻”“行”等细致的动作描写刻画，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之情。诗歌两联虽然皆为对仗，但由于诗人善于运用动词，并在第二联中，及时变换句式结构，因而使得诗歌既具有整饬之美，同时又充溢着一种流动的、活泼的诗意。生动地表现了遗爱寺周围生机盎然，清幽雅致的环境气氛。抒发了作者诗人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之情。
钱仲联先生的《清词三百首》说这首词“疑是伤悼庚子年珍妃被那拉后命崔太监推坠井中死难事。庚子年作者十八岁，词如作于辛丑，则年十九，所以为早岁之作”。过去这些才女都是很小就会写诗词的，因为她不像男子，男子就算没有诗的天才但是为了要科考也要被逼得作诗作文，他也许还半天学不会，可是女子没有人逼，她是自己喜欢而有这种才气，所以都学得很快，明朝的叶小鸾十几岁就死了，可是留下的作品真是千古流传。所以庚辛年间，吕碧城不过十八九岁。庚子八国之乱，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西太后要带着光绪皇帝出京逃走，而珍妃就追出来说皇帝应该留下来。珍妃这个人真是有思想、有见解，也有聪明才智，可她就是不能够韬晦，不能够隐藏，她有什么话就说，所以慈禧太后就大怒，就叫太监把她投到井里去了。
光绪虽然是皇帝，“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唐玄宗保全不了杨贵妃，光绪皇帝更保全不了他的珍妃，据说他当时全身发抖，不敢说一句话。其实清朝当时很多的词人，都写过哀悼珍妃的词。吕碧城说：“缒银瓶，牵玉井”。“银瓶玉井”其实有个出处，白居易有一首诗《井底引银瓶》，就是写在井里打水，有一个银瓶掉在井里边了，因为珍妃是被慈禧太后叫一个太监投到井里的，所以“缒银瓶，牵玉井，秋思黯梧苑”，那是八月庚子之变，是秋天，“秋思黯梧苑”。“蘸渌搴芳”，“蘸渌”就是沾湿了掉在水中了，“搴芳”就是芬芳的一朵花被攀折下来了，“梦堕楚天远”，一个人的梦破了，梦醒了。“最怜娥月含颦，一般消瘦，又别后，依依重见”，“娥月含颦”，说我看到天上那一弯月影，就好像一个女子蹙眉含颦忧愁的样子，“最怜”她“一般消瘦”。所以钱仲联先生说，这首词可能作于辛丑，就是去年的八月珍妃被投到井里，今年又到了八月了，今年又到了秋天了，“一般消瘦”，同样的消瘦，“又别后，依依重见”，就是一年之后又到了那一天了，我又看见月亮了。
“倦凝眄”，她说我看得如此之疲倦。“可奈病叶惊霜，红兰泣骚畹”，这个女子的飘零萎落就好像一片病叶，在秋天经受了多少寒霜冷雨，“可奈病叶惊霜”；又好像屈子的《离骚》所写的那种美丽的兰花在园圃之中哭泣，“红兰泣骚畹”。“滞粉黏香”，是说现在我走过从前的路，寻觅当年往事的痕迹，处处是这个女子的绣鞋遗留下来的粉气，她当年的香痕，“滞粉黏香，绣屧悄寻遍”。“小栏人影凄迷”，我站在栏杆上恍惚之间若有人兮，恍兮惚兮仿佛人影凄迷，“和烟和雾”，好像是一团迷离的烟雾，“更化作，一庭幽怨”，那凄迷的人影、迷离的烟雾，顿时就都化作满庭的幽怨，就化作我满怀的幽凄和哀怨了。
钱仲联先生以为这首词应该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清朝的周济说“诗有史，词亦有史”，所以吕碧城在晚清的写词要反映历史的风气之下，也写了这样一首词，可能反映了庚子之变，反映了珍妃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