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歌颂梅花的高洁与坚贞，描写花时将过的落梅，托意高远，读来给人以新的体验。
第一首首两句歌颂梅花与暴力（雪虐风饕）顽强抗争、不向时势（东君）低头的高洁气质和坚贞节操。“愈凛然” 三字，突出了恶劣环境下梅花的一身傲骨，这种气节，被诗人赞为“花中之最”。三四两句对这一评断作出了有力的实证。梅花的飘零陨落，并非屈服由于外力的逼迫，而是出于坚贞高洁的品性，宁愿零落成泥，也决不趋时附势，向人乞怜。她的“落”，不是无可奈何的凋谢，是宁折不弯的牺牲，这正是最高坚的“花中气节。
第二首把桃李与梅花两相对比，鄙夷于桃李的逢迎得意之态，肯定和赞颂了梅花力挽春回的功绩。除了梅花，还有谁能与“雪虐风饕”相斗，把春天扭转回来。结尾虽是问句，语气却十分肯定：只有落梅才是真正的迎春的光明使者，斗寒的不屈勇士。
咏物诗托物寓兴，大都有作者的寄慨。诗人困居山乡，耻于向当权者乞怜，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凛然气节。诗中的“落梅”既状物情，又发人意，实际是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随时俗的高尚人格的自赞。春风得意，俗不可耐的“桃李”则隐约勾勒了朝中权贵、投降派的可憎丑态。
这两首诗，分别从花和人两面着笔，相辅相成，珠联璧合，是咏花也是言志。在咏赞梅花的同时，诗人持节不改，不肯阿谀权贵，并鄙视当朝新贵的高风亮节也衬托了出来。梅花与诗人两相映衬，相得益彰。诗读来隽永有味，耐人品赏。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