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是作者被贬江州过着“笼鸟槛猿”的生活时写的,因而流露的情绪比较消沉。不但一再发出“天实为之,谓之奈何”“人间相会是何年”的哀号;即使是报告平安,陈述“三泰”,也不过是一家人“得同寒暖饥饱”,“身衣口食,且免求人”,庐山草堂“可以终老”而已!丝毫没有早年那种“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的“兼济天下”的精神!
信的第一段就是作者对人各处一方而长久不得相见的喟叹。共三个句段。第一句段用反问来表示感慨:人生能有多长,能如此久别远隔?指出互不见面已经三年,不得书信亦已两年。第二句段是叙述自己和微之天各一方,身置南北;既不能相会,又不得相忘,各有拘牵,渐入老境。第三句段是感叹语气,老天爷如此安排,叫我怎么办?发出了呼喊苍天的感叹。信的开头和段尾,都有“微之微之”重叠呼喊受信人的名字,既亲切又能动情,表现出发信人和受信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信的第二段是概述元微之来信内容及作者读后动容之情。带信人是熊孺登,时间是初到浔阳时,即元和十年,当时微之正在通州司马任上,获悉乐天贬谪江州的消息时正患疟疾,缠绵于病榻,惊痛之余写下了这封感情色彩浓重的书信。信的内容有三:①报告病状。②叙述病后心态。③论述二人平生交谊缘分,最后附七绝诗一首,诗题为《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信后附诗,不仅显示了两位诗人的身份,也使写信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分。可谓凄切动人,情谊深厚。全诗意境有三:一日“夜境”。“残灯”、“此夕”、“暗风吹雨”诸意象,均说明作者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听到挚友贬谪消息的。二日“病境”。“垂死病中惊坐起”,说明元稹即在病重时,也为乐天遭贬吃惊不已,暗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三日“愁境”。残灯无焰,光线暗淡,风雨入窗,挚友左迁,兼感自身多病,都是助人凄凉。全诗真情涌动,悲剧气氛之浓,不仅使受信人感动,也足以打动读者之心。
信的第三段是信的主体部分,向友人报告在江州的三件值得宽慰的事,表现出知足常乐、随遏而安的旷达情怀。第一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来九江三年,身心俱安,家中老小,均在眼前,同寒暖,共温饱,亦可同享天伦之乐。第二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江州地理环境尚佳,传染病不多;鱼肥酒关,其他食物跟北方相似;司马薪俸虽不高,量入计出,衣食口粮,亦可自足。第三种值得宽慰的事是:去年(元和十一年)秋,在庐山东西两林间香炉峰下,建造了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周围环境极其幽关,天下称绝。白居易每次入庐山,必在此草堂盘桓十余天。白居易认为:不但平生所好,尽在其中,而且可以终老。作者即以此“三泰”相告,让好友微之放心释念。
最后一段,点明写信时间是在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夜至次日拂晓之前,地点是庐山草堂窗下,以及所见到的或坐或睡的山僧一两人,所听到的山猿谷鸟,哀鸣啾啾,深情诚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挚友微之的怀念。最后也以一首六言诗相赠作结,同时回应了微之从远方带来的赠诗。诗的前四句作今昔对比,寄寓了作者抑郁不平之气。因为两年前,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暗杀。白居易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因而触怒权贵,以“越职言事”被贬江州。从金銮殿到庐山庵,作者自然不平而鸣,愤懑不已。最后两句以“笼鸟槛猿”喻作者自己和元稹都不得自由(当时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坎坷之命运相同,但他们只要一息尚存,相见相亲的愿望就一日不止。“人间相见是何年”,以反诘语气,表达出诗人对挚友元稹的强烈思念。
这封信表达的感情十分真挚动人。在抒写别情、絮道家常时,语言淳朴自然,充满深情,使两人深挚的友谊跃然纸上。在描写草堂景物时,以写景如画之笔,细致入微地把草堂周围的景物真切地描摹出来了;而且情景交融,借助骈句,巧妙地传达出了自己的喜悦之情。还有,信中两首抒写彼此相念的赠诗,更使信增加了感人的力量。
此词的上片,表明作者对在南郑时期的一段从军生活,是这样的珍视而回味着。他想到在那辽阔的河滩上,峥嵘的古垒边,手缚猛虎,臂挥健鹰,是多么惊人的场景!这些令作者如此振奋而又如此爽快,因此在陆游的诗作里,时常提到,《书事》诗说:“云埋废苑呼鹰处。”《忽忽》诗:“呼鹰汉庙秋。”《怀昔》诗:“昔者戍梁益,寝饭鞍马间,……挺剑剌乳虎,血溅貂裘殷。”《三山杜门作歌》诗:“南沮水边秋射虎。”写的都是在南郑从军时的生活。同时他又想到晚归野帐,悲笳声里,雪花乱舞,兴醋落笔,写下了龙蛇飞动的字幅和气壮河山的诗篇,作者不断涌动的激情令其兴致大发,豪迈之感也就变成了笔下的淋漓沈雄。这当然是值得自豪的啦。可是卷地狂飙,突然吹破了词人壮美的梦境。成都之行,无疑是将作者心中熊熊燃烧的抗金意愿置于“无实现之日”的冷宫之中,遂有了自己的文才武略,何补时艰的深深感慨?“人误许”三字,不是谦词,而是对当时朝廷压抑主战派、埋没人才的愤怒控诉。
下片跟上片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繁华的成都,药市灯山,百花如锦,有人在那里沉醉。可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在词人的心眼里,锦城歌管,只能换来樽前的流涕了。“何事又作南来”一问,蕴藏着多少悲愤在内!可见,词人面对这些所谓的城市文明不禁更是心酪。这里的人们都已忘记了故土还在异族手里,往日的雄壮战场场面已被面前的一切所取代。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作者并不只是埋头于悲愤之中,而是作出了坚定的回答:“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陆游大量诗篇里反复强调的人定胜天思想,在这里再一次得到了体现。心中犹存着重上抗金前线,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君记取、封候事在”,心中的爱国之志涌现在了读者面前。这里表明了词人的意志,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消沉,而是更坚定了。
此词的艺术特色,总体上用对比的手法,以南郑的过去对比成都的现在,以才气超然对比流涕尊前,表面是现在为主过去是宾,精神上却是过去是主现在是宾。中间又善于用反笔钩锁等写法,“人误许”“功名不信由天”两个反笔分别作上下片的收束,显得有千钧之力。“诗情将略”分别钩住前七句的两个内容,“闻歌”钩住“药市、灯山”四句,“感旧”钩住上片。在渲染气氛,运用语言方面,上片选择最惊人的场面,出之以淋漓沉雄的大笔,下片选择成都地方典型的事物,出之以婉约的格调,最后又一笔振起,因此发出了内心的呼喊,以激昂的格调、振奋的言辞,从而使全词的思想感情走向最高潮,深深地感染了读者。词笔刚柔相济,结构波澜起伏,格调高下抑扬,从而使通篇迸发出爱国主义精神的火花,并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