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由于政治安定，经济、交通发达，通衢驿馆行人往来频繁，以送别为题材的诗歌空前繁盛。这些诗或写景寄情，或直抒情怀，手法多样，不拘一格。然所贵者当在于情真意切，深有寄托，方能感人至深。这首诗看似平淡，实则情深意浓。
首句写景，点明送行的地点和时间。“秋风”二字意在烘托环境气氛的凄清，以表达离别的感伤情绪。二句言情。“殊非”二字含意深厚，既有挽留之情，又有感叹之意。夜深风紧，此时上路，殊非良辰，所以诗人殷勤致意，挽留他待天明风停以后再走，这是一层意思。念友人何以如此匆匆告别，叹其奔波劳苦，这又是一层意思。
总之“殊非”二字意味深长。太白诗曾有句云：“天山三丈雪，岂是远行时。”而此处说：“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杨慎对此极为赞赏，他曾指出：“岂是、殊非，变幻二字，愈出愈奇。”（《李诗选》）三四两句是写诗人送别时的内心活动。“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是说终日萦念长安，象在梦中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再度回去呢？
这两句语意双关，一方面是写给友人，问他何时能回到长安，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在说自已希望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
这首诗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北国清峻的秋景，同时抒发了诗人迫于战乱，漂泊异乡的感慨。末句“不用苦思家”一语，以否定语来表示肯定之意，收到了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诗的前四句写秋景，后四句写感叹。时为深秋，山中古老的树木，黄叶已飘落殆尽，只有高高的梢头尚有残留，在秋风中瑟瑟作响。有些细瘦的藤萝缠绕在古树上，在寒风中开着小花，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水边的沙岸是那么平坦，不时有北来的大雁在上面栖息，集聚力量，准备南飞。寒鸦也从广阔的原野上披着夕阳之色飞归山中，聚集在古树上，叫声深沉而悲凄。老树、寒藤、平沙、泊雁、旷野、攒鸦构成了一幅北国的秋景图，给人一种草木零落的悲秋之感。诗人选择这些景物作为描写的对象，是因为避难山中的他此时的审美心理最能与这些容易引起悲感的物象融合，悲秋之物和悲伤之怀一碰撞，便形成了这些特定的意象，构成了带有悲凄色彩的图景。当时，诗人刚从老家迁居三乡，用这“旅食”两个字概括其生活遭遇很恰当。“秋看尽”是对前四句描写的点破，直说写诗的时间是秋将尽、冬将来的九、十月之交，正与诗人避兵女几山的行踪吻合。“日又斜”不仅仅是为了点明时间，太阳落山时分，更重要的是一个“又”字，表明诗人在此战乱时起、人生多难之时，在山中度日如年，无可奈何，只好一个人行吟山间，送走了一个黄昏又一个黄昏。
诗人孤独的身影、艰难的步履，听到了那悲怆的吟唱、深沉的叹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干戈正飘忽”造成的。这句诗概括了当时蒙古兵屡屡进逼、战火连年不断的局势，也指当年蒙古兵和西夏兵联合攻下潼关，侵入汝、嵩地区，直逼汴京的突发事件。正因为这样，诗人在离开老家迁居河南三乡镇，又临时避兵女几山。家乡沦陷，关山千里，干戈时起，战乱不息，诗人此时是国破家危，有家难回，因此也就“不用苦思家”了。而究其实，诗人此时的心情正是苦苦思念家乡，不然还说什么“不用”，这是用否定的语气表明肯定的意思，收到了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该诗抒发的是诗人迫于战乱，漂泊异乡的感慨，表现的是诗人羁旅生活的悲情愁绪。该诗在艺术上的巧妙之处，是没有直接地说愁道悲，而是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抒发诗人的内心感受的。一是景寓情。首联：“老树高留叶，寒藤细作花。”笔法一粗一细，景物一大一小，但无论粗细大小，都景中有情，隐约可见。这里的高树老衰，残叶萧瑟；藤萝蔓伸，细花微结，无不是秋天的景物，构成一个萧瑟凄清、使人情郁心沉、愁绪顿生的境界，而这些景物中正寄寓了诗人的主观感受。二是情生景。次联：“沙平时泊雁，野迥已攒鸦。”一写泊雁，一写攒鸦，二者俱是诗人眼中之景，是诗人思念故园渴望安定的情感的外化，是经过诗人主观情感过滤择选的景。“雁”可“泊”，“鸦”能“攒”，而诗人却如无家“雁”，失群“鸦”，四处飘零，无家可归，一种人不如鸟的情感油然而生。泊雁、攒鸦两种景物，就是诗人这种情感映射的结晶。三是景情谐。该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抒情。老树残叶，寒藤细花，平沙泊雁，旷野攒鸦这些凄清萧瑟的景与诗人由遭逢战乱，漂泊无依的生活所产生的那种凄苦暗淡、欲求依傍的情愫是十分相谐的。如果说景是“形”，情是“神”的话，那么这首诗就是形神兼备，情与景妙合无垠的了。更何况，该诗首联的景与三联的情相合，次联的景又与尾联的情互映，在景和情的融合上，也达到了细意熨帖、针迹天成的境地。
这首别诗共八句，分为两层，前四句写景，景中寓情，后四句抒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比兴寄托，浑厚流转，雄浑悲壮，意境高远。
诗的前四句是触景生情之作，“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晨夜赴沧海，海流亦何抽。”上两句状出黄河九曲，奔腾不已的雄伟的形象。下两句则又是写实与幻想并用，丰富与具体化黄河形象。前浪催后浪，倾泻入海。一个赴字状出水流之急，更赋情韵。一个迹字，承接赴字，状出大海从容不迫之貌，不停地接纳河水。一急一缓，摇曳生姿。景象壮观，意境阔远，气魄宏大，动人心魂。作者笔下的黄河形象，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它的主要特征，源远流长，波涛汹涌，曲折入海。尤其是状写黄河动态，更赋情韵，耐人寻味。赞叹、惊异、畅快之情，从笔底流出，而又深有寄托，比衬出下面的夜里之行，亦寓有子 (孔子) 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之感。为后四句抒情张目。
后四句写远适夜里，而又不能归之情。“远适夜里道，归来未有由。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古人追求功业，重名利，以光宗耀祖，夜古流芳。汉末文人常发出类似感叹。“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铖轲长苦辛。” 人生短暂，应先取高官厚禄。因为“荣名以为宝”。当然仕途并非平坦大道可走，朝廷中重要官位也不是唾身可得。因此他们感叹“立身苦不早”，“虚名复可益”，“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并非是应玚不能归家，而是理想、事业的原因。思亲怀乡，时光流逝，求仕焦急，齐聚内心，矛盾冲突，日夜折磨，难以排遣，致使五内俱伤。逢景遇事，即进发而出，如同开了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诗人以自已感伤的形象作结，意味深长。
应玚的二首《别诗》，起调都很高昂令人感奋。“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莽莽苍苍奔突而来，多么的壮美，又是多么的饱含深情。这种高亢的起调，使诗歌在短篇中开拓出扩大的境界，扩大了感情的容量，且使它所领起的下文，也被高唱的基调多笼括。建安诗歌，以慷慨悲凉著称，而建安诗歌多自高唱起调的表现方式，则是形成这种慷慨悲凉诗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