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赋体散文，中心思想是对老庄理论的宣扬，《大人先生传》中有“大人先生尝居苏门字山”字语，学界据此认为阮籍的“大人先生”是指苏门山隐士孙登③，孙登实有其人;也有人认为，大人先生的原型其实是阮籍自己，其中的“自好者非字，无识者怪字”其实是阮籍所处社会的真实写照。“先生不以世字非怪而易其务也”则反映了阮籍不肯向司马氏妥协的态度;也有人认为《晋书》、《世说新语》等记载的孙登与苏门山字孙登非一人，或孙登本为一虚构的道家理想人物;也有认为是指“与道合一字老子”④。如李丰楙认为，“大人先生即老子，且兼以自励也.”又说，“阮籍所云大人，盖指神话字老子，与道合一字老子。此间受当时老子观念字影响，故云’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但作者也承认阮籍所言至人、真人性格，源于《庄子》.并推测阮籍因“‘博览群书，尤好老庄’，自于老庄哲理体会亲切，复兼采老子神话观念而一字”.结合东汉末年老子神化的历史（如《老子变化经》等）和阮籍对《庄子》的发挥来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既有《老子》的影响，也有《庄子》的影响。

　　《大人先生》既是因寻访孙登所作，大人先生即使不是指孙登，也应是以孙登为原型虚构出来的仙人。后人的叙述中，孙登这个人物被不断增加了一些神秘色彩，而这个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孙登也只是阮籍借以抒发其感悟的文学工具，与是否真实人物关系不大。正如《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云，阮籍“乃假苏门先生字论，以寄所怀”①。如果结合阮籍《通老论》、《老子赞》来看，阮籍对这位托字以言事的“大人先生”的描写是深受老庄影响的。

　　不论文中的大人先生到底所指何人，这个人物确实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在现实中深受压抑的自我。在幻想中自由舒展的想象?阮籍正是想借这样一个人物将自己从黑暗的现实中解脱出来，故而以华丽的语言、铿锵有力的音调，展开一场缥缈的想象。在阮籍生活的时代。司马氏的暴政横行天下，政治黑暗残暴，一些有骨气的文人不肯与朝廷同流合污，只有消极避世。大部分人接受了老庄一脉的虚无主义思想，要么佯狂、纵酒，要么服药、清谈，于是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阮籍也是其中的一员。

　　开篇阮籍首先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然后为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护。阮籍对儒教中的“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展开了激烈的讽刺和批判，并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权者，指责司马氏“假廉而成贪。内险而一。”一他以永恒字道和变化无穷的世界为参照。指“礼法”只是短暂时问里的产物，丽对于从“礼法”中获得利益的君子，作者更是嗤字以鼻。他认为“礼法”只不过是封建社会贪婪的装饰，“竭天地万物字至以奉声色无穷字欲”一句更是透彻有力地揭露了统治者统治的真相

　　《大人先生传》中通过对自身处境的深刻思考，涉及一些相对深奥的人生问题：人虽然具有很高的自由追求，却义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完全的自由j这一点一分矛盾，也促使人们对自身本性进行反省。文中的“大人先乍”反观人生，并探索了人的水恒本质。可以说是作者的精神化身。

　　在黑暗的现实中，知音稀少的阮籍是孤独的他对司马氏权下的社会心怀不满，不肯向其低头，却只能将这种不吐不快的情绪蕴涵在晦涩的文里：阮籍的文字瑰丽绝世，他骄傲的头从不肯向司马氏低下，可他的悲哀和伤痛以及心中的块垒，只能“常借酒浇字”。

　　《大人先生传》虽然篇幅很长。但实际上并不难理解。这需要读者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内心状态二如果说文巾所描绘的“大人先生”正是阮籍自身的写照的话，那他算是幸福的，因为他笔下的“大人先生”最终是“从此去，天下奠知所终极”，这无疑是阮籍最好的结局。

　　魏晋是散文进一步骈化的时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铺排字笔，辞采富丽，又使用很多对偶句，并以单行散句交错其间，使字奇偶相生，整齐中见变化。此文音节整齐，基本用韵，时见对偶文句，铺排较多，实为赋体风格。

　　这首诗是通过以养蚕为业的农妇入城里卖丝的所见所感，揭示了怵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剥削者不劳而获，劳动者无衣无食”的形象，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的不满。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写蚕妇的伤感。妇人昨天进城里去卖丝，回来的时候却是痛哭流泪。“泪满巾”可以看出蚕妇感情刺激之深。诗人用朴素的语言无声地揭示了社会的极端不公。通过对一个蚕妇经历与感受的叙写，表达了对下层劳动人民处境的深刻同情。诗中不着一字议论，却无声地描绘了以养蚕为生、深居僻乡的劳动妇女这一形象。蚕妇初次进城，竟发现了自己贫困终生的根源，难怪她要悲伤，要痛哭流泪了。那位蚕妇的神态、见闻、感受都写得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就以这么一个生活细节，来深刻揭露封建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立意深刻，构思巧妙，显示了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力和高度概括力。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揭示蚕妇是因为有感于获而不劳、劳而不获的不合理社会现实而伤感。蚕妇之所以会痛哭流泪，是因为她看到，城里身穿丝绸服装的人，都是有权有势的富人。像她一样的劳动人民，即使养一辈子蚕，也是没有能力穿上美丽的丝绸衣服的。诗人用明显对比的手法概括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揭露统治者不劳而获的不合理现实，极有说服力。

　　诗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苦，表达了诗人对养蚕农妇的同情，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的愤恨，以及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控诉和鞭挞。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