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悲凉的北风在半夜里呼啸,边地的战马被惊起而嘶鸣。
壮士的宝刀在匣中发出风雨般的鸣叫声。
北上抗清的事业受阻,如同李广一样英勇善战的飞将军不受重视,无法出征。
祖国大地笼罩在迷茫的云雾里,到处是寒烟衰草一片凄清。
我披衣起来看这美好的夜色,银河西倾,天已将明。
国忧至今尚未解除消释,用什么来告慰我平生报国之心!
注释
边马:边地前线的战马。
匣中刀: 古人以刀剑在匣喻壮士不得志,刀剑有声,表示不平。
期:期会,知遇,重视。
杳霭: 云气深远迷茫的样子。
它触物起兴,发于性情,以诗人半夜被风声惊醒开始,写所闻所见、所感、所思,抒发了奔走国事、以恢复为己任的爱国志士的热望、悲愤、忧虑与思考。
全诗十二句。前四句写听觉形象,后面八句中视觉形象与诗人议论各占四句,但两者交错。开头四句写诗人半夜被风声惊醒,听见边马嘶叫,似乎苍天、大地、兵马都在怒吼,在呼唤着搏击奋进、征战杀伐;又仿佛听见匣中刀鸣,有如风雨之声。这些听觉形象的描绘,运用了传统的象征手法,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反映诗人对战斗的渴望。
中间四句写诗人对现实的失望:“北征”计划迟迟不能实现,眼前的视觉形象萧条、凄清、迷茫,反映诗人感情的抑郁与抗清前途的晦暗不明。这种凄凉的客观现实同开头的主观热望形成鲜明对照。最后四句写诗人起衣彷徨:风鸣马嘶催人搏进的夜晚对于锐意进取者是“良夜”,但河汉西倾、天色将明,诗人以国忧未释而异常焦灼。 全诗有强烈的动作性,诗中的 “动”、“嘶”、“鸣”、“阻”、“转”、“视”、“释”、“慰”等词语,表现了依次出现的听觉形象与视觉形象对诗人心灵的震撼,显得深沉有力。
全诗在叙事、抒情中夹有议论,体现了诗人的思考与识见。古人常说史学家要有“才、学、识”,诗人何尝不如此?这首诗中“飞将不见期,萧条阻北征”就是诗人对南明王朝权臣党争误国的谴责。广大人民当中,卫国的人才,如李广那样英勇善战的“飞将军”多得很,但高踞上位的主政的权臣不任用人才,忙于党争内耗,自毁长城。后人咏南明灭亡的诗曰:“黄河滚滚接长江,天堑何尝利福王,太息党人碑百尺,替他胡马造桥梁。”(田汉) 党争不止,国忧难释。这才是诗人目击心伤之所在,这就是造成全诗风格情调沉郁、悲壮、苍凉的根源。
《郑风·将仲子》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青年女子在春秋时期社会舆论压迫下的畏惧、矛盾心理。首章开口即是突兀而发的呼告之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这呼告初听令人摸不着头脑,细细品味又不免莞尔而笑:诗行中分明透露着,有一对青年男女正要私下相会。热恋中的男子(仲子)大约有点情急,竞提出了要翻墙过园前来相会的方案。这可把女子吓坏了,须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是要遭父母、国人轻贱和斥骂的;她想:“倘若心上人也如此鲁莽,可教我把脸儿往哪里搁?”于是便有了开章那三句的突发呼告。这呼告是温婉的,一个“将”(愿)字,正传达着女子心间的几多情意;但它又是坚决的,那两个“无”(不要)字,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读者读得再深入些,当还能想见女主人公此刻因惶急而变得苍白的面容,还有“仲子”那因被拒绝而失望的神情。
这失望也为女主人公感觉到了,诗中由此跳出了一节绝妙的内心表白:“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前一句反问问得蹊跷,正显出了女主人公的细心处,她唯恐“无折我树杞”的求告,会被心上人误会,故又赶紧声明:“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不是吝惜杞树,我只是怕我父母知道;因此虽然爱着你,却不能让你翻墙折杞前来,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这番对心上人作解释的自白,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对父母的斥责,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这样一来,仲子却也不是完全绝望。“仲可怀也”三句表明,可怜的女主人公在担心之余,毕竟又给了心上人以温言软语的安慰:“我实在是天天想着你呀,只是父母的斥骂,也实在让我害怕呀……”话语絮絮、口角传情,似乎是安慰,又似乎是求助,活脱脱画出了热恋中少女那既痴情、又担忧的情态。
第二、三两章初看只是对首章的重复,其实却是情意抒写上的层层递进。从女主人公呼告的“无逾我里”,到“无逾我墙”、“无逾我园”,可推测她那热恋中的“仲子”,已怎样不顾一切地翻墙逾园、越来越近。但男子可以鲁莽行动,女子却受不了为人轻贱的闲话。所以女主人公的畏惧也随之扩展,由“畏我父母”至于“畏我诸兄”,最后“畏”到左邻右舍的“人之多言”。让人觉得那似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家庭一直布向社会,谁也无法挣得脱它。这就是不准青年男女恋爱、私会的礼法之网,它经了“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已变得多么森严和可怕。由此品味女主人公的呼告之语,也难怪一次比一次显得急切和焦灼了——她实在孤立无助,难于面对这众口嚣嚣的舆论压力。
字面上只见女主人公的告求和疑惧,诗行中却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唯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俱可于诗中得之。中国古代诗论,特别推重诗的“情中景”“景中情”,《将仲子》所创造的,正是这种情中见景的高妙诗境。
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宋诗更重视对画意的表现。考其原因,或许是宋代绘画特别发达,而许多知名作家又每兼具画家和诗人两种身份的缘故(顺便应该提到,宋代的题画诗也较之前代更为发达)。苏轼、米芾诸人固不必说,即如张公庠《道中》:“一年春色已成空,拥鼻微吟半醉中。夹路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残红。”郑獬《绝句》:“田家汩汩水流浑,一树高花明远村。云意不知残照好,却将微雨送黄昏。”武衍《湖边》:“日日湖边上小车,要寻红紫醉年华。东风合与春料理,忍把轻寒瘦杏花。”李显卿《溪行》:“枯木扶疏夹道旁,野梅倒影浸寒塘。朝阳不到溪湾处,留得横桥一板霜。”法具《东山》:“窗中远看眉黛绿,尽是当年歌吹愁。鸟语夕阳人不见,蔷薇花暗小江流。”都描写精工,诗中有画。道潜这首诗写蒲苇受风的声形,写蜻蜓在蒲苇上站立不稳的姿态,写临平山下,经行之处满眼盛开的荷花,也是充满浓重的画意,表现了宋诗在这一方面的典型特征。但是,诗人们所追求的诗中有画,并不是诗等于画,而是诗画相通,特色兼具。因为,一般说来,诗是动态艺术,画是静态艺术。此诗虽有画意,但强调了自然景物的声形、姿态,仍带有诗的特点,是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所以,苏轼作为对诗画都非常内行的作家,一见此诗,就为之激赏。宗室曹夫人还根据诗意画了一幅《临平藕花图》。
诗描写五月仲夏临平山下水边风光,是“诗中有画”的佳作。首句推出一个近景:一片水边的蒲草,在风中翩翩起舞,好像是在表现自己轻柔的舞姿。次句,突出描写一只或数只蜻蜓,因风吹蒲动,想要站在蒲草上,总是身不由己,站不住。蜻蜓与风蒲仿佛在互相争戏,颇有风趣。第三句,承上启下,宛转变化,补叙出前两句所写风景的时间、地点、位置,也为结句的写景作了交代和铺垫。第四句,于风蒲背后展开自近到远的风景:在山下道路两边,一望无际的荷花开满了水面,鲜明地表现出夏日江南水乡清丽动人的景色。至此,一幅大小映衬、远近有致、动静相生、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图画,便清晰而富有层次地展现在大家眼前。诗歌无一句一字抒情,却在所写景物中让读者感受到内心的闲适以及对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诗人把蒲草拟人化了,写得它像有知觉、有感情似的,在有意卖弄它的轻柔。蜻蜓欲立又不能自由停立的瞬间姿态,也写得很传神。作者静中写动,以动衬静的艺术技巧,十分高超。
这是一首送别诗,抒写作者与韦仁实兄弟的情谊,写得很有感情。
全诗可分两大部分。前十二句写伤离别。开篇迅即点题,写“送客”。送别时心情凄苦,故饮千杯而面无红色,“何物最伤心”句,唤起下文,载着韦氏兄弟的马匹已经驰去,马络头上的铜环鸣响,最能使送别人伤心。“野色浩无主”以下六句,描写送别地之景物,秋时天高气爽,野色辽阔,无人管领,斯人已去,空留旷野。目断远处,不胜惆怅,顿时使人心碎胆破。此时只有一行行官槐的青树梢簇聚着,伸向西去的官道上。景物描写中饱含着诗人送别时凄苦的心绪和眷恋的情思。“韦郎好兄弟”已经远去,回想起他们文笔精妙,字字如积叠的美玉,很觉惋惜,不能再和他们说诗论文,徒增伤感。
“我在山上舍”以下六句突然运用转笔,转写自己,慨叹自己困守不遇。先写家园土地之贫瘠,次写催租吏之困扰,夜雨中,催租吏的叫骂声和舂稻声交织在一起。“夜雨叫租吏,春(舂)声暗交关”二句刻画出催租吏雨夜上门催逼租税,农家被迫连夜舂米的辛苦景象,勾勒出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侧影。最后二句说,有谁能像韦氏兄弟那样经常怜念我忧怆的心情呢?唯有苍翠突兀的南山陪伴着我。用问语收结,给人以悠然不尽的想象空间,更具含蓄美。结尾与开篇遥相呼应,韦氏兄弟与自己交谊深厚,所以离别时倍感伤心。
全诗由饮别到送行,到惜别,到思念,并同自己的困境结合起来,真挚,凄婉,感人。
起句“人生只合梁园住”,是模仿唐人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的故作奇语。接着,以“几个白头父”的闲谈和回忆,来支持这一结论。这其实就同唐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表面上是抚今追昔,实质上却充满了年光飞逝的沧桑之感。
上片出现了“白脂坡”的地名,这原是唐代长安城中的一处所在。作者移入“夷门”,正是为了影射出此地在北宋时期作为全国都城的事实。同样,“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曲中强调“他家五辈风流”,这“风流”无疑是属于宋代汴京的全盛时期。换句话说:“白头父”们是在演说和追念前朝,他们虽不是遗民,但父祖辈对于故国的爱国情感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这在元代是忌讳的,所以曲中的“快活煞”三字,只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白头父谈话的主题是“说宣和”,而且着眼于其时的“锦片繁华”。作为具有典型性的例证表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观灯。北宋汴京的元宵灯市,是天下闻名的,其时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金吾不禁,连大内前的御街,也任由百姓和行人来往观赏。“辇路”、“马行街”、“州桥”、“相国寺”……“白头父”们如数家珍,表现出强烈的缅怀和神往。“宣和”是“靖康”前的年号,也就是宋徽宗在禅位做太上皇前的最后几年,下距北宋的灭亡已近在咫尺。老父们对他荒政失国的过失未予责备,却津津乐道他在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人生只合梁园住”的一则论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汉族百姓的民族情绪。“锦片繁华”在作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诗人“夷门怀古”的用意与心情,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