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家有主张“词不宜和韵”的，因为词句参差，音律很严，难以使抒写的情思与限定的声韵吻合无间。但乐此不疲以聘其才的仍大有人在，其“善用韵者，虽和犹如自作”，这首小令便是如此，因而颇为著名。
先是贺方回写了一首《青玉案》，以词中之句改调名为《横塘路》，其结语“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传诵一时，交相赞誉。黄庭坚与贺交好，赋诗《寄贺方回》：“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黄为赵挺之、陈举所构陷，贬谪宜州（今广西宜山）。其兄黄大临，知其喜爱贺词，便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送别。翌年庭坚至宜州后，又依贺韵奉和其兄。惠洪青年时曾为县小吏，因庭坚喜其聪慧，教他读书，后来才成为海内名僧的。庭坚流放过湘江时，惠洪曾入舟陪送，时达一月，足见交情深笃。为了与庭坚兄弟唱和，也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三首俱步贺词原韵，成为词林佳话。
惠洪这首和作从长亭惨别到旅舍苦思，外景内情，相反相成；忆想、现实，交织其间，突出离愁之既深且苦。
上片表现别时情景。长亭折柳，从此远别，牵动愁肠，是以生恨。故落笔先写出这揪人心肺的一幕：长亭别恨。“绿槐烟柳”，乃三春美景，与饯行送别的“长亭路”联系在一起，形成强烈反差，实即以乐景衬哀情，使人倍觉黯然魂销。“取次”，随便，这里有草率之意。试想离人黄庭坚已是遭贬流放的罪臣，奉诏即行，焉敢滞留，其匆匆成行、草草送别之仓惶情状，实亦不难想象。著一“恨”字，实含无限伤感。进而表现离别之际的思绪。试想离人此去宜州，“千峰万嶂”、“远山修水（黄大临和词之句），年近花甲而遭此坎坷，能不忧谗畏谤，思亲怀旧，愁怀惨怛，孤寂难堪？能不倍感时间漫长，痛苦的日子难以打发？”“日永如年愁难度”，虽是赋体直陈的本色之语，确也令人直觉肠回九转，凄惋欲绝。再进而表现离人上路之后的情景。试想离人虽然踏上流放之路，怎能割舍亲友！因此立马据鞍，频频回首。只是却被暮云遮断了视线，连开封那样的高城都望不见，怎能望见站立在高城上送行的亲友!词中虽只刻画离人踟蹰不前的索寞身影，但其依依不舍、怅怅不已的凄凉心境却已生动如见。庭坚和词中曾自述感受：“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取景与此不同，意境却极其近似，果然是彼唱此和，“心有灵犀一点通”。
下片描述旅舍离愁。换头直承而下，从傍晚到天晓，集中表现这乍尝别离滋味的第一夜的凄悲境况。孤鞍远去，投宿时天已傍晚。可旅舍怎能和家相比，试想离人此际触处所及，无一习惯，怎能不默默回想和亲人话别的那幕情景，其所以默默存想，暗暗思忆，既是重视深情、珍藏心底的慰藉，也是被迫分离、难以言宣的苦痛。“千万句”，造语平淡，却可启发联想，既能想见亲人反复再三、不厌其烦的关切情态，更能想见亲人既温存体贴又焦急担忧的寸寸柔肠。单纯写苦，不见其苦；忆乐思苦，其苦倍增；从离人唯一的慰藉反映出离人无穷的苦悲，和以乐景写哀情的机杼如出一辙。于是以高度概括的笔力形象生动地表现离人这一夜的孤苦凄凉：薄单单的被盖，孤零零的枕头，静寂寂的夜晚，又有惹人心烦的潇潇雨声，滴滴答答一直落到天亮。仅此现实苦况，已是令人不胜凄怆。再借“梦回”之际，引起对比，强化愁思。思念萦回，形诸梦寐；试想离人思绪，不难想象梦中之景。于是梦里家庭的温馨欢乐与眼前旅舍的冷寂孤苦，映照分明，顿觉满纸生愁，其哀至极。这样以虚衬实，确能以少胜多，艺术内蕴更为丰富，审美佳趣因而倍增。
惠洪言情，之所以真挚贴切、哀婉动人，首先是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准确体察离人的心境，因而感同身受，悲如己出，能够委曲尽致地代抒离人的愁思，不愧为黄庭坚的忘年知己。加以善于捕捉初感，选材多是新离乍别的典型情景，能够造成创深痛巨、记忆犹新的强烈印象。并且又善于利用艺术空白，以虚见实，苦乐相形，容易调动人生的共同体验，激起情感的共鸣，因而大大增强了审美情趣。
这首诗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大意是说：自从离开草堂，常常焦虑沙岸崩塌，损坏药栏，现在恐怕连同江槛一起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这虽是诗人遥想离开成都之后，草堂环境的自然遭遇，但这也体现了诗人对风风雨雨的社会现状的焦虑。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当年诗人离开草堂时亲手培植的四株小松，才“大抵三尺强”（《四松》），诗人很喜爱它，恨不得它迅速长成千尺高树；那到处侵蔓的恶竹，即使有万竿也要斩除。诗人喜爱新松是因它峻秀挺拔，不随时态而变，诗人痛恨恶竹，是因恶竹随乱而生。这两句，其句外意全在“恨不”、“应须”四字上。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这两句“兼寓扶善疾恶意”，这是颇有见地的。乱世的岁月里，诗人的才干难以为社会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作充分表演，诗人由此感慨万分。这两句，深深交织着诗人对世事的爱憎。正因为它所表现的感情十分鲜明、强烈而又分寸恰当，所以时过千年，至今人们仍用以表达对于客观事物的爱憎之情。
此诗的后四句落到“赠严郑公”的题意上。“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生理，即生计。黄阁老，指严武。唐代中书、门下省的官员称“阁老”，严武以黄门侍郎镇成都，所以这样称呼。金丹，烧炼的丹药。这两句说，诗人的生计全凭严武照顾，衰老的身体也可托付给益寿延年的丹药了。这里意在强调生活有了依靠，疗养有了条件，显示了诗人对朋友的真诚信赖和欢乐之情。
最后两句，诗人忽又从瞻望未来转到回顾过去，有痛定思痛的含义：“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诗人自762年（宝应元年）七月与严武分别，至764年（广德二年）返草堂，前后三年。这三年，兵祸不断，避乱他乡，飘泊不定，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诗人过去常读古乐府诗《行路难》，等到身经其事，才知世事艰辛，人生坎坷。“行路难”三字，语意双关。一个“信”字，包涵着诗人历经艰难困苦后的无限感慨。
全诗描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诗人将欢欣和感慨融合在一起，将瞻望与回顾一同叙述，更显出了该诗思想情感的深厚。
在同时的朋辈诗人中，韩愈推重的莫过于孟郊，他曾称赞道：“及其孟郊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盛赞其艺术构思之精巧。艺术构思是很重要的，有时决定着创作的成败。比如说写女子相思的痴情，这该是古典诗歌最普遍最常见的主题了，然而，艺术构思不同，诗的风貌也不同。薛维翰《闺怨》：“美人怨何深，含情倚金阁。不笑不复语，珠泪纷纷落”。此诗以落泪写怨情之苦，构思平平。李白笔下的女子就不同了：“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这首诗也写掉泪，却说希望丈夫回来看一看以验证自己相思的情深（全不想到那人果能回时“我”将破涕为笑，不可能有泪如泉），这傻话正写出十分的情痴。但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诗却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致使“太白爽然若失”（见《柳亭诗话》）。因为武后已有同样的构思在先，李白的诗句尚未能出其左右。孟郊似乎存心要与前人争胜毫厘，写下了这样一首构思更为奇特的“怨诗”。
此诗写的是一位女子对远游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诗人既没有叙写思妇独守空房的凄凉感受，也没有刻画她零泪叹息的忧伤情貌，而是通过女主人公一种新奇的设想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全诗在艺术构思上独辟蹊径，用“芙蓉花”被泪水浸死的假想之词将闺中怨妇的哀怨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诗女子要求与丈夫（她认定他也在苦苦相思）来一个两地比试，以测定谁的相思更深。相思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大小，没体积，没有形象的东西，测定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女子想出的比试的法儿是十分奇妙，十分匪夷所思的。她要试着把他们两个人的眼泪，各自滴在莲花池中，看一看今夏美丽的莲花，将为谁的泪水浸死。在她心目中看来，谁的泪更多，谁的泪更苦涩，莲花就将“为谁”而“死”。那么，谁的相思之情更深，自然也就测定出来了。这是无比傻气的话，又是无比天真可爱的话。池中有泪，花亦为之死，其情之深真可“泣鬼神”了。这一构思使相思之情具象化。那出污泥不染的莲花，将成为它可靠的见证。李白诗云：“昔日芙蓉花，今为断肠草”，可见“芙蓉”对相思的女子，亦有象征意味。这就是形象思维。但不是痴心人儿，就想象不出。可见孟郊真是“刿目鉥心”、“掐擢胃肾”而为诗了，这显示了其奇绝的想象力，也说明韩愈的品藻是孟诗之的评。
“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顾敻《诉衷情》）自是透骨情话。孟郊《怨诗》似乎也说着同一个意思，表达着同一伤痴情，但他没有以直接的情语出之，而假景语以行。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样写来更饶有回味。其艺术构思不但是独到的，也是成功的。诗的用韵上也很考究，它没有按通常那样采用平调，而用了细微的上声“纸”韵相叶，这对于表达低抑深思的感情十分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