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描写所看到的景色：长江从万山丛中呼啸东下，锺山似蟠龙乘风西上。江山形胜，使诗人想起当初秦始皇曾在此地埋下金玉杂宝，以镇压金陵的“天子之气”，但徒劳无功，金陵依然“王气”旺盛，此时又成了新建立的朱明王朝的京城。 接着笔头一转，写诗人自己的心绪和感慨。诗人说自己本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塞”而在酒后登台眺江的。建国之初，气象更新，何来愁思？读完全诗，便不难明白，他是从历史的教训而生忧患。“荒烟落日”的远景使他引发“苍茫万古意”，石头城下的涛声使他想起了三国、六朝的旧事。当年南朝陈后主君臣曾以为“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 后来却成为北军的阶下囚。三国吴主孙皓迷信“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的谣传，带了王室及后宫数千人要去洛阳称帝，结果途遇大雪，士卒怨怒，只好返回。过了九年，晋军伐吴，吴在长江险要之处设置铁链，横锁江面，可是依旧挡不住进攻，孙皓只好出城投降。此时自三国东吴建都以来的六朝宫殿，都已杂草丛生，残败破落，那些妄想凭藉长江天险割据一方的“英雄”，只能让血流如潮，给百姓带来灾难，而一无所得。
最后四句又回到现实，诗人庆幸躬逢盛世，歌颂“圣人”朱元璋平定天下，与民休息，从此可以四海一家，不再因长江分割南北而起干戈。联系全诗主旨，这与其说是诗人对现实的歌颂，毋宁说是诗人对国家的期望。居安思危，新建起来的明朝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所以这四句声调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带有一丝沉郁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中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阴影。既豪放伟岸，又沉郁顿挫。
全诗气势豪放，音韵铿锵，舒卷自如，纵横随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滔滔长江从万山中奔腾而来，山的走势和江的流向都是由西向东的。
而只有钟山山势由东向西，蜿蜒如龙，似乎要与江河相抗衡。
长江与钟山相互争雄，两者之势堪称天下壮景。
相传秦始皇曾在钟山之下埋下黄金，以振“王气”，但这里山川灵秀之气象至今还是旺盛的。
我心中的忧思怎样才能解开？醉着酒走上雨花台看看。
雨花台上，面对荒烟落日，一种旷远迷茫的怀古之情，油然而生。
石头城下，江水震怒汹涌，北边的千万铁骑怎敢渡江？
不过吴主孙皓，打着黄旗北去洛阳，竟成俘虏，这分明是凶兆，可见连铁索横江都不牢固！
历经前代吴国，后代南朝，六朝故都宫阙荒芜，草木已繁茂！
一方霸主忙于割据称雄，几度厮杀之，只能使血流入江河似寒潮一般。
我这一生，遇到圣人很是幸运，起江南发兵，平定争霸之乱，如今已得休养生息。
从此四海之内永远一家人，长江不再用以限阻南北。
注释
“山势”一句：这句说，山的走势和江的流向都是由西向东的。
钟山：即紫金山。
“欲破”一句：此句化用《南史·宗悫（què）传》“愿乘长风破万里”语。这里形容只有钟山的走向是由东向西，好像欲与江流抗衡。
“秦皇”二句：《丹阳记》：“秦始皇埋金玉杂宝以压天子气，故名金陵”。瘗，埋藏。佳气，山川灵秀的美好气象。葱葱，茂盛貌，此处指气象旺盛。王，通“旺”。
郁塞：忧郁窒塞。
城南台：即雨花台。
坐觉：自然而觉。坐，自，自然。
石头城：古城名，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以形势险要著称。
黄旗入洛：三国时吴王孙皓听术士说自己有天子的气象，于是就率家人宫女西上入洛阳以顺天命。途中遇大雪，士兵怨怒，才不得不返回。 此处说“黄旗入洛”其实是吴被晋灭的先兆，所以说“竟何祥”。
铁锁横江：三国时吴军为阻止晋兵进攻，曾在长江上设置铁锥铁锁，均被晋兵所破。
三国：魏、蜀、吴，这里仅指吴。
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均建都金陵，史称六朝。这里指南朝。
萧萧：冷落，凄清。
英雄：指六朝的开国君主。
务割据：专力于割据称雄。务，致力，从事。
圣人：指明太祖朱元璋。
事休息：指明初实行减轻赋税，恢复生产，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事，从事。
四海永为家：用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从今四海为家日”句，指全国统一。
诗的开头描写所看到的景色：长江从万山丛使呼啸东下，锺山似蟠龙乘风西上。江山形胜，使诗人想起当初秦始皇曾在此地埋下金玉杂宝，以镇压金陵的只天子之气”，但徒劳无功，金陵依然只王气”旺盛，此时又成了患建立的朱明王朝的京城。 接着笔头一转，写诗人自己的心绪和感慨。诗人说自己本是为了排遣胸使的只郁塞”而在酒后登台眺江的。建国之初，气象更患，何来愁思？读完全诗，便不难明白，他是从历史的教训而生忧患。只荒烟落日”的远景使他引发只苍茫万古意”，石头城下的涛声使他想起了三国、六朝的旧事。当年南朝陈后主君臣曾以为只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 后来却成为北军的阶下囚。三国吴主孙皓迷信只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的谣传，带了王室及后宫数千人要去洛阳称帝，结果途遇大雪，士卒怨怒，只好返回。过了九年，晋军伐吴，吴在长江险要之处设置铁链，横锁江面，可是依旧挡不住进攻，孙皓只好出城投降。此时自三国东吴建都以来的六朝宫殿，都已杂草丛生，残败破落，那些妄想凭藉长江天险割据一方的只英雄”，只能让血流如潮，给百姓带来灾难，而一无所得。
最后四句又回到现实，诗人庆幸躬逢盛世，覆颂只圣人”朱元璋平定天下，与民休息，从此可以四海一家，不再因长江分割南北而起干戈。联系全诗主旨，这与其说是诗人对现实的覆颂，毋宁说是诗人对国家的期望。居安思危，患建起来的明朝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所以这四句声调是欢快的，但欢快使带有一丝沉郁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使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阴影。既豪放伟岸，又沉郁顿挫。
全诗气势豪放，音韵铿锵，舒卷自如，纵横随意。
这首诗以豪放、雄健的笔调描绘钟山、大江的雄伟壮丽，在缅怀金陵历史的同时，发出深深的感慨，把故垒萧萧的新都，写得气势雄壮；抒发感今怀古之情的同时，又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喜悦。
“大江来从万山中”四句，写目之所见。浩浩的长江，从万山千壑中奔流而东，绵互两岸的山势，也随之而宛转东向，只有那龙蟠虎踞的钟山，挺然屹立在西边，好像要乘长风，破巨浪，挽大江而西向似的。大江要东流，钟山要西上，这就赋予了它们以人格的力量，赋予了它们以浩然的正气，一个要冲向大海作波涛，一个要屹立西天作砥柱；一个能惊涛拍岸，一个不随波逐流，于是在诗人的笔下，大江和钟山都成了自己的化身，气势之雄伟，器宇之轩昂，是江山的传神，也是诗人的写照。“江让相雄不相让”四句，分承“大江”与“钟山”两联。“相雄不相让”，正是对以上四句的高度概括；“形胜争夸”，则是对下文的有力开拓。
诗人的眼光从眼前的瑰实，一下转向深邃的历史。金陵的形胜，虽然依山带河，固若金汤；金陵的王气，虽然郁郁葱葱，至今不衰。然而守天下在德不在险，在于得人心而不在于什么“压之”之术。纵使秦始皇镇“金陵之气”，而金陵却依旧“佳气葱葱”，而为“我怀郁塞何由开”以下四句作了很好的铺垫。汉方全盛，而贾谊以为天下事可为痛哭者多；明方开国，而高启便有“我怀郁塞”之惑，这是远谋深虑者能够居安以思危、见患于未形的表现。诗人在酒酣耳热之际，登上雨花台，蓦然在“荒烟落日之中”，萌发一种怀古的感情，重现了“金陵昔时何牡哉？席卷英雄天下来”的景象，不禁陷入了对现实和历史的沉思：那建都在这里的六代帝王，演出一幕一幕的悲剧，都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石头城下涛声怒”句，就是艺术地概括了在他脑海里重演的历史悲剧。南朝陈后主和三国吴孙皓的悲惨结局，正是诗人“我怀郁塞何由开”的导线。陈后主做了隋军的俘虏，这就是“武骑干群谁敢渡”的艺术概括。吴主孙皓先有“黄旗入洛”的历史笑柄，后有“铁锁横江未为固”的具体史实。这两位君主坐拥长江天险，而而遗下笑柄，甚至亡国，这是作者思索之因。
“前三国，后六朝”四句，是诗人进一步对六朝历史的探索和反思。如果说前四句是“点”，那么后四句就是“面”；前四句是典型的悲剧，后四句便是历史的普遍规律；前四句是铺陈史实，后四句便是深化主题。诗人认为不管是“前三国”，也好“后六朝”也好，它们都已经过去了，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当时那些豪华宫阙，如今也已埋没在荒烟蔓草之中。那些务于“割据”的“英雄”们，曾经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王朝，是无数老百姓的白骨垒起来的。“几度战血流寒潮”，不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深沉感叹。这就是三国、六朝的历史，这就是供诗人凭吊、供渔樵闲话的千秋历史。新建起来的明代，能否改变历史的规津。诗人不敢想，也不敢说，然而这正是诗人“我怀郁塞何由开”的真正原因。
诗人把笔锋一转，从历史的深沉反思中跳到对现实的赞美歌颂，而把那一段潜台词轻任地抹掉。“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四句，表面上是诗人对现实的歌颂，实则是诗人对国家的期望：他希望从此铸甲兵，为农器，卖宝刀，买耕牛，真正与民休息，让老百姓在和平的环境中愉快地生活着；他希望从此四海一家，再不要凭险割据，南北对峙，让老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声调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带有一丝沉郁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中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阴影。既有豪放伟岸之气，又有沉郁顿挫之致。
此诗作于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明代开国未久之际。作者生当元末明初，饱尝战乱之苦。当时诗人正应征参加《元史》的修撰，怀抱理想，要为国家作一番事业。当他登上金陵雨花台，眺望荒烟落日笼罩下的长江之际，随着江水波涛的起伏，思潮起伏，有感而作。
据《旧唐书·音乐志》和陈代释智匠《古今乐录》等史籍记载，《莫愁乐》产生的原因大致是这样的：在石城（当时竟陵郡郡治所在地，竟陵即今湖北省钟祥县城）西面有位女子善歌《石城乐》，因《石城乐》的和声是“妾莫愁”，所以人们就把这位歌女叫做“莫愁”，而且改创（也许就是这位莫愁自己改创）一种新的变曲来配合她的歌唱，这个变曲就是《莫愁乐》。
“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首二句，小伙子并不是不知道莫愁居住的地方，这里却明知而故问，自问而自答，显然出自对女方的神秘感。或许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吧，或许担心莫愁的家长从中阻拦吧，反正他正踮着脚跟，忐忑不安地眺望着石城西畔，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莫愁会不会如约赴会？
“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正在着急的时候，终于看到莫愁乘着小艇，正朝着他轻快地划过来。从字面上看，这二句是写莫愁的活动，但小伙子轻松、畅快的心情却已跃然纸上。这种效果，乍看无一字写内心活动，其实却把诗人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活脱脱地端将出来。有几处词语值得注意。“艇子”，言船小而轻；“打两桨”，是说双桨在水面上划动。船既小，又两桨齐划，正如鸟添双翼，必行驶如飞。因此下句用“催送”，以壮小艇划行之快。前三句似乎与主人公无关，最后一句的“来”字，才点出主人公与莫愁的关系，且流露出主人公心情之喜悦。
这首小诗，四句用了三个“莫愁”，而且前二句句式也相同，这种重复歌唱的手法，正是民歌的基本特点之一。全诗抒情之中夹有叙事，语言朴实、简洁、准确、欢快，且富有动感，是南朝乐府民歌中一首优秀的代表作。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梁曾《木兰花慢·西湖送春》词，并没有严格按照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路数来写，反倒即景生情，情景交融，写出了对春景极力挽留又无力挽留的情绪变化。
“问花花不语，为谁落，为谁开？”以问句开头，语义显豁。开篇是发问的动作，后两句是问的内容。其实作者心中是有数的。
“花开花落”，“总赖东君主”。眼下的情形是，十分春色，仅余三分。就是这三分春色，也将一半随波而逝，一半化作尘埃。良辰美景，如此难留。人世难逢开口笑。一旦好友相遇，干脆浮一大白，尽情享受这美好时光好了。白天不妨以天地为幕席，喝个痛快，更有妓女劝酒，沉醉春风。作者问花不语，逢酒必饮，看起来十分放浪佻达，但细细品味，好像仍有抱负不得施展的抑郁隐含其中。毕竟残春、流水、尘埃的意象，是无法让人变得斗志昂扬的。“幕天席地”、“翠绕珠围”的场面，热闹倒是热闹，但未必能排遣愁怀。
词的过片以时间为轴，继续描写诗人的感受。开头通过“彩云”暗高台，“烟树渺吟怀”，来提示时间已悄然流逝。分明是触景生情，伤感春暮，频频举杯，开怀痛饮。但找了正当的理由：作者拼一醉不为别的，只为了将春留住。结果入喝得烂醉，春天居然偷偷溜走了。“醉里春归”，极言佳期易逝，不过一场宴饮功夫，就送走了春天。此时夕阳欲坠，燕子已纷纷归巢。白日有妓女陪酒，夜里有妓女伴眠，是当时文人的习惯作法。可惜“青楼好梦，又教风雨惊回”。好端端的梦境被风雨打破。暗喻出作者表面放荡不羁、自甘沉沦，实际上还是渴望有所作为，有所进取的。不然完全可以沉醉在温柔乡里，一直睡到东方既白。这里“风雨惊回”，不妨认为是纪实，但也流露出作者的某种企盼。
全词的情绪变化有耐人寻味之处：上片主张“但相逢、尊酒莫相推”，是基于“人生能几欢笑”的前提，堪称豪放。待到“拼一醉留春，留存不住，醉里春归”。已见无奈，已觉伤感，直到“一枕青楼好梦，又教风雨惊回”，则不仅是伤感，而且是悲哀了。留春不住，可叹天意，青楼梦醒，叫人不堪。字面上没有失望，伤感的意思，而风雨惊梦的细节，还是泄露了作者好梦难圆的惆帐。这其间，不光包括对春光易逝的叹惋，也应包含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无奈。
这首诗可分为四节。
第一段中共有五句，句句押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犹如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不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使得诗人焦急万分。
“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罥”、“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
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这几句诗所表现的场景是：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段中共有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
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除此以外，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茅草，但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思是，群童竟然忍心在他的眼前做盗贼。但其实，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罢了。用诗人杜甫的《又呈吴郎》一诗中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因为他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走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和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而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他自己在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淡薄，就意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作者叹息的内容有三：1．自己的苦；2．周围人的苦；3．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第三段共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繁、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诗人自然不能入睡。“长夜”是作者由于自己屋漏因而更觉夜长，还因自己和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而觉得夜长。“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诗人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表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洪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激情和火热希望。这种感情，咏歌不足以表达，所以诗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抒发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诗作者抒发的情怀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的情怀基本一致。也表达了作者关心民间疾苦，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他也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这首诗描绘秋夜屋漏、风雨交加的情景，真实的记录了草堂生活的一个片段。末段忽生异境，以切身的体验，推己及人，进一步把自己的困苦丢在一边，设想大庇天下寒士的万间广厦。这种非现实的幻想建立在诗人许身社稷，饥溺为怀的思想基础上；而博大胸怀之表现，则使作品放射出积极的浪漫主义光辉。全诗语言极其质朴而意象峥嵘，略无经营而波澜叠出，盖以流自肺腑，故能扣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