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颂》所载《大武》乐章歌诗六首，它们反映的是周朝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叙事上具有纪实性和连续性。六首都有相应的歌舞形态，其首尾系序幕和谢幕，主体部分是中间四段。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周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周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大武》六成对应六诗，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及《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楚王之言“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则可确定四篇，另两篇，王国维认为其中一篇即此篇《般》，他并且认为它当是《大武》六成的歌诗，说：“《酌》《桓》《赉》《般》四篇，次在《颂》末，又皆取诗之义以名篇，前三篇既为《武》（指《大武》乐舞，非《周颂》中之《武》篇）诗，则后一篇亦宜然，……至其次第，则《毛诗》与楚乐歌不同，楚以《赉》为第三，《桓》为第六，毛则六篇分居三处，其次则《夙夜》（王氏认为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赉》第五，《般》第六，此殆古之次第，……与《乐记》所纪舞次相合。……《般》云：‘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则与‘六成复缀以崇’（《乐记》中语）之事相合，是毛诗次第与《乐记》同，恐是周初旧第，胜楚乐歌之次第（《左传》所引《大武》之次第）远矣。”（《周大武乐章考》）但高亨认为王氏之见过于相信毛诗篇次，他确定《般》是《大武》四成的歌诗，指出从诗中所述，表明“周朝广大的疆土，有小山大山，有小河大河，普天之下包括当时的边疆，都遵奉周朝的命令，很明显是中国统一的景象，是征服南国后的景象”，既然“诗的内容和《大武》舞第四场所象征的故事如此相符合，那末《般》篇是《大武》舞第四场所唱，是《大武》诗的第四章，也是很明显的”（《周代大武乐考释》）。
《大武》四成的舞蹈是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至于江南的事迹的。作为《大武》四成的歌诗，《周颂·般》和《周颂·武》一样，是四言七句，语言虽然非常简练，但是用了“高”“乔”“敷”“裒”等表示空间之大的字眼，用了最能体现空间感的山峰河流来实化这种象征、隐喻周室伟大的空间之大，便具有一种雄浑的气魄，体现了圣王天下一统的恢宏之势。
起首一句“於皇时周”，就是在赞叹周朝。因为周代既是第一个以“华夏”自称的朝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孔子所终身向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之邦的完美典范，因而，后世在读到和用到这些含有“周”字的古文时，就可以直接将周王朝代入为是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国度风范。
“陟其高山”，登上了高山。巡视四海，自然要登山临水，祭拜天地。置身高岗，看到的是“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两句形容的场景是：俯瞰群山，仰望岳峰，眺望百川，汇于一脉，俯仰天地之间，山河尽收眼底。这是属于王者的格局，这是巡视河岳的眼界，这是颂诗吐纳的气势。
正因为有了这俯仰之间气势如虹的胸襟与豪情，所以才有最后的升华之句：“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这是在说明天下的归心与时局的顺遂，也是说国家的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周颂·般》作为《周颂》诗里的最后一篇，虽短小精悍，却气韵冲天，势比山海。
罗隐这首诗，用作者自己和孙供奉的不同遭遇作鲜明对比，以自我讽嘲的方式发感慨，泄愤懑，揭露抨击皇帝的昏庸荒诞。
诗的前二句概括诗人仕途不遇的辛酸经历，嘲笑自己执迷不悟。“十二三年就试期”，说他十多年来一直应进士举，辛辛苦苦远离家乡，进京赶考，但一次也没有考中，一个官职也没有得到。“五湖烟月奈相违”是说为了赶考，只得离开美丽的家乡。科举入仕一直是诗人奋斗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前后屏居京城十四年以上，竟日苦读，奔走科场，几乎与一切人间美景隔绝。反过来说，倘使不赶考，他就可在家乡过安逸日子。所以这里有感慨、怨恨和悔悟。
诗的后二句便对唐僖宗赏赐孙供奉官位事发感慨，自嘲不如一个耍猴的，讥刺皇帝只要取乐的弄人，抛弃才人志士。“何如买取胡孙弄”，诗人自嘲不如耍猴人，看似羡慕，实则是对君主的辛辣讽刺，其中蕴含着诗人巨大的悲愤。“一笑君王便着绯”，既痛刺唐僖宗的症结，也刺痛自己的心事：昏君不可救药，国亡无可挽回，其中蕴含着诗人对李唐江山每况愈下的隐忧。
这是一首嘻笑怒骂的讽刺诗。诗人敢于将讽刺的矛头对准高高在上的皇帝，其胆识也是难得和值得褒奖的。诗人故意把辛酸当笑料，将荒诞作正经，以放肆嘻笑进行辛辣嘲骂。他虽然写的是自己的失意遭遇，但具有一定典型意义；虽然取笑一件荒唐事，但主题思想是严肃的，诗人心情是郁愤的。
诗的开头，不写自己对友人的依依不舍，却从赞美对方的风度和才华起笔。曹丕《与吴质书》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又，陆厥《奉答内兄希叔诗》也有：“书记既翩翩，赋歌能妙绝。”诗的第一句即化用这些意思来形容苏绾其人——潇洒自得，文采出众。文士相交，惺惺相惜，相互间自必有许多值得倾慕和书写之处，但诗中只突出“书记翩翩”这一点，这是由诗的主题决定的。因为苏绾此时正要去北疆担任节度使府的掌书记。友人是入军府任职，因此也可称为从戎。诗的第二句并不承上而作平叙，而是出人意料地设问。这一问乍看很突然，而且没有回答，似乎不着边际。其实这里诗人故意使用了先答后问的曲笔，答案其实就是头一句。正因为苏绾书记翩翩，才被元帅聘为书记。这样的写法更突出了友人的风度与才干，而诗人对友人的的倾慕与留恋就蕴含其间，不言而喻了。诗的第三、四句婉转抒情，道出惜别之意，希望友人在边庭不要逗留太久，而要早作归计。但诗人不从行者方面着笔，而反从居者方面着笔；并非从正面写离情，而是从对面来映衬，同时在从居者着笔时又不直接从诗人自己着笔，而是从友人最亲近的人——他的妻子那一方着笔。这是一联自然流动的对仗，它以燕支山泛指友人将要赴任之地，以红粉楼代指友人妻子，从设想红粉佳人计日而待丈夫的归期，委婉而又风趣地劝说友人切勿留恋边庭，应尽早归家团聚，表面上说妻子不忍分离，实则含蓄地表达诗人自己盼友人早归。这就是不落俗套，不露痕迹，将前人反复吟咏过的离情别绪刻画得十分生动而细腻，表现出诗人高妙的抒情技巧。
清人袁枚《续诗品·取经》要求作诗“揉直使曲，叠单使复”，以避免使读者“一览而竟，倦心齐生”。此诗之贵即在于“曲”，不过短短四句，却意婉而情深，富有含蓄之美。诗的主旨是送别，在古典诗歌中是一种平常的的题材，若泛泛设辞，平平而起，直率地抒写送行时的留恋和盼望之情，会显得毫无韵致，令人倦厌。诗人不愧写情高手，他刻意求新，以复笔与巧笔绘出优美深远的抒情境界。
辛弃疾力主抗金，收复中原，但朝廷无此意，不加重用壮志难酬，一生屡遭贬斥。由于不能见用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统治集团，他感到前途险恶，早晚必被逐出宦途。为后事计，他任江西安抚使时，在上饶城北带湖之畔，修建了一所新居，作为将来退隐之处。取名为“稼轩”并自号为“稼轩居士”以示去官务农之志。此词即在作引退前一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将落成之时所作，抒发了他当时万端感慨集于一心的复杂感情。
上片主要写萌发弃政归田之念。首句开门见山，顺题而起。西汉蒋诩隐居时门前开有三条小路的原因，“三径”即成了隐士居处的代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三径初成”，日后栖身有所，词人于失意之中亦露几分欣慰。不过这层意思，作者并没有直白的一语道出。而是“鹤怨猿惊，稼轩未来”，以带湖的仙鹤老猿埋怨惊怪其主人的迟迟不至，曲曲吐露。“鹤怨猿惊”出于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蕙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不同的是，孔稚珪是以昔日朝夕相处的鹤猿惊怨周颙隐而复仕，辛弃疾用此典却反其道而行之，假设即将友好伴处的鹤猿怨自己仕而不归。这两句是从新居方面落墨，说那里盼望自己早日归隐：“甚云山”四句，是自言自语一样，写主观想法。既然自己的平生志趣是以“云自许”，为什么还老是呆在尘世里当官，惹先贤隐士嘲笑呢！显然，这只不过是辛弃疾在遭到投降派一连串打击之后，所发的一种牢骚自嘲而已。谁不知道，辛弃疾的“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一统，岂能以“云山自许”！然而现在乾坤难转，事不由已，有什么办法呢？“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词人不愿作违心之事，他认为既然厌恶这丑恶的官场又不能以已之力匡正，就应该激流勇退，愈早愈好，不要等被人家赶下了台才离开；再说自己也不是象西晋张翰那样因想起了家乡味美的鲈鱼脍、莼菜羹而弃官还乡，心中无愧，又何苦“抵死尘埃”呢？这里，暗示了作者同南宋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表明了自己的磊落胸怀。其中“意倦”句，表明自己绝不愿为朝廷的苟安政策效劳，志不可夺去向已定：“岂为”句，说明他之退隐并不是为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最值得体味的是“身闲贵早”里的“贵早”二字。固然，这是为了呼应前文曲露的对新居的向往，欲归之情，不过主要还是说明，词人不堪统治集团反对派对他的毁谤和打击，而且可能预感到一场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他。不如抽身早避。因而自然逗出了后面“秋江上”三句，表明了自己离政归田的真正原因是避祸，就象鸿雁听到了弦响而逃，航船见到了恶浪而避一样。他是别无他途，不得不如此。
下片主要写但对未来生活蓝图的设想。词意仍缘“新居将成”而起。“将成”是指，初具规模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冈”二句，先就建筑方面说，再修一幢茅屋作为书斋，设于东冈，并把窗户全部面水而开，既照应了题中“带湖”二字，又照应了“平生意气”，即“云山自许”的雅致。而“行钓”同“种柳”联系起来，表明词人向往的是“小舟撑出柳阴来”的画境。表达了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对乡村宁静的向往。下面写竹、梅、菊、兰，不仅表现了词人的生活情趣，更喻指词人的为人节操。竹、梅、是“岁寒三友”之二物，竹经冬而不凋，梅凌寒而花放。
从既要“疏篱护竹”，又要“莫碍观梅”中，既表示作者玩花弄草的雅兴，更可以看出他对竹、梅坚贞品质的热忱赞颂和向往。至于菊、兰，都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喜爱的高洁的花草。他在《离骚》中有“餐秋菊之落英”，“纫秋兰以佩”等句，表示自己所食之素洁和所服之芬芳，辛弃疾说，既然古人认为菊花可餐，兰花可佩，那他一定要亲手把它们载种起来。显然，“秋菊”两句，明讲种花，实言心志，古人志行高洁。自己亦当仿效。然而屈原餐菊佩兰是在被楚王放逐以后，而辛弃疾当时还是在职之臣。坚持理想节操固然可以由已决定，但未去留岂能擅自安排。所以他接着说：“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三句初看与前文完全不属，但细想，恰是当时作者心理矛盾含蓄而真实的流露。辛弃疾一生为国志在统一，志向尚未实现本不愿意离政，但形诸文字却说“怕君恩未许”。因此，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作为统治集团一员的辛弃疾仍对腐朽朝廷昏庸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更可以说，这是他始终不忘复国、积极从政、赤诚用世之心的流露。全词就在这种不得不隐、然又欲隐不能的“徘徊”心境中结束。
这首词，自始至终可以说是一篇描写心理活动的实录。但上下两片，各有不同。前片写欲隐缘由，感情渐进，由微喜，而怅然，而气恼，而愤慨。读之，如观大河涨潮，流速由慢而疾，潮声也由小而大，词情也愈说愈明。后片写未来打算，读之，似在河中泛舟，水流徐缓而平稳，再不闻澎湃呼啸之声，所见只是波光粼粼。及设想完毕，若游程已终，突然转出“沉吟久”几句，似乎刚才打算，既非出自己心亦不可行于实际如一物突现舟水凝滞不可行，不过，尽管两片情趣迥别，风貌各异，由于通篇皆以“新居将成”一线相贯，因此并无割裂之嫌，却有浑成之致。
《夜泊钱塘》为明代著名散文家茅坤所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主要叙述作者夜间游览钱塘县的经过及所见景物，是一首典型的游子思乡诗。
“江行日已暮”，行船于江中，夕阳西下，早已是傍晚时分。傍晚之际，正是一家其乐融融的时候，远在天涯的游子看到夕阳，思乡之情也格外深沉。“何处可维舟”想要落脚休息，可是“何处可维舟”，偌大的钱塘江，竟没有一块可以拴住小船的地方吗？这句话写出了飘荡在外的游子对于无家可归的凄凉心情。
“树里孤灯雨，风前一雁秋。” “树里”“风前”承受着餐风饮露的生活，这就更让诗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此时正是“孤灯”难眠，见“雁”思归之际。
“离心迸落叶，乡梦入寒流。”在作者的眼里，树叶也因难以承载离别之情而坠落，连“寒流”也载不动思乡之梦。
“酒市哪从问，微吟寄短愁。”寻“酒市”，是想“借酒消愁”，可是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借酒消愁愁更愁”，“杯酒”哪能化解浓浓思乡之情？轻轻吟唱思乡曲，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