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两句从隐者的居所和处境着笔,称扬隐者的德行。“无媒”语出《韩诗外传》:“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原意女子因无人为媒难以出嫁,这里指士子因无人推荐、引见而无法用于世。正因为无汲引者问津,隐者门可罗雀,屋前小路长满了荒草,一片萧索冷落。“草萧萧”暗用汉代张仲蔚事。据《高士传》载,张仲蔚“善属文,好诗赋,闭门养性,不治荣名”。透过萧萧荒草,一个安于索居的隐者形象呼之欲出。“云林”,高入云中的山林,这里指隐者隐之处。市朝,指交易买卖场所和官府治事所在。自古以来,隐者乐于洁身自好,有意避开这些争权夺利的尘嚣地,“退不丘壑,进不市朝,怡然自守,荣辱不及”(《周书·薛端传》)。清心寡欲,恬淡自适,诗人对隐者的洁行高志,流溢出钦羡、称颂之情。
末两句从白发落墨,生发健拔高昂的议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白发与忧愁有着不解之缘。隐者“无媒”,因而怀才不遇。社会的压抑使他产生忧愁,难以驱逐的忧愁又使他早生华发。他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痛恨扼杀人才的社会势力,呼吁世间公道。诗人充分理解隐者的心境,他与隐者灵犀相通,命运与共,对人世、对社会有着相同的见解。他以为,世间只有白发最公道,即使是达官贵人的头上也照长不误,决不饶过。不受财富摆布,不向权贵拜倒,不阿谀,不恂私,一切都公平合理,这就是人间的公道。诗中“唯”字,包含言外之意:除了白发,人世间再没有公道可言。社会不公正,在诗人笔下得到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针砭。这是理性的批判,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有力鞭苔。
全诗随情感的流动、意绪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节奏和语势:前两句如静静溪流平和舒缓,后两句如滔滔江潮激荡喷涌。批斥的锋芒直指不公道的封建社会制度,议论警动,憎爱分明,痛快淋漓而又不乏机趣幽默。
词开篇写景,雨后春天的景色更加青翠美丽,可是那远离故乡的人,深沉的愁恨总洗不去。物我对照,更反衬出乡思之深。以下接着写北固山一带碧水环山的秀丽景色。弧形的江面,仿佛是碧玉梳子,苍翠的山峰好像是美人的发髻。上片主要写景,在作者笔下展开的是一幅山清水秀的清丽的春景,眼前的图画般的美景,却钩起了作者无尽的乡愁,在这里作者运用了物我对照乐景衬哀愁的写法,山水虽美,但终不是自己的故乡。
词的下片紧承上片侧重写自己的思乡的心情。作者落笔对面,先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乡,而是写收到乡书一封, “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从这些语句中可以体会到词人的 家人急盼远方的游子归家的殷切心情,以虚写实,更可见作者难耐思乡之情。家人盼归,可是作者回乡的日程还是遥遥无期,面对无可奈何的局面,作者只能是借酒浇愁面对东风抛洒热泪了,所以结句说“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我只有回头拼命喝酒,送春归去,春风倒还多情,抹去我的行行泪涕。
最后这两句不回答乡书中的问题,而是以春光易逝借酒浇愁作结,但是有家难归之意已溢于言表。这种不答之答比直接回答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量,充分抒发了他那种难以言状的思乡之情。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