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是李白的一组纪游诗。它由三首五言绝句 组成。三首均可独立成章，其中第三首，更是具有独特构思的抒情绝唱。

　　第一首：“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借用阮咸与叔父阮籍的典故，暗寓李白与族叔李晔共为竹林之宴饮，同为仕途不通的同怜人，以阮咸自喻，以阮籍比作李晔。“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讲述李白欲借酒消愁，排遣心中的愁绪。

　　第二首：“船上齐桡乐，湖心泛月归。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描绘出一幅酒船管弦齐奏、皓月浮光静影沉璧、白鸥盘旋飞翔的湖上美景图。四句诗句前后片浑然一体，自然流畅，毫无滞涩之感，音情顿挫之中透出豪放雄奇的气势，诗意意境开阔，动静虚实，相映成趣。

　　第三首：“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铲去挡住湘水一泻千里直奔长江大海的君山，就好像李白想铲去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障碍。“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既是自然景色的绝妙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的曲折的流露，流露出他也希望象洞庭湖的秋天一样，用洞庭湖水似的无穷尽的酒来尽情一醉，借以冲去积压在心头的愁闷。

　　这首诗，前后两种奇想，表面上似乎各自独立，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联系它们的纽带就是诗人壮志未酬的千古愁、万古愤。酒和诗都是诗人借以抒愤懑、豁胸襟的手段。诗人运用独特的想像，不假安排，自然拈出“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诗句。“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句设喻巧妙，令人回味。只有处在这种心情下的李白，才能产生这样奇特的想象；也只有这样奇特的想象，才能充分表达此时此际李白的心情。

　　首联写馆舍夜宴。首句点高馆张灯夜宴，酒清香洌，见待客之殷勤，次句连用“夜钟”“残月”“雁归声”三个与夜间及别离相关的意象，既显示时间之推移与宴席时间之长，又渲染浓郁的别离气氛。三种意象，或诉之视觉，或诉之听觉，但都带有凄清、寂寥的色彩韵味。

　　次联明点送别。上句用典，“啼鸟堪求侣”，是说庆幸自己能够结识韦司士这样的才士为新交。“啼鸟”虽非实写，却关合春天的季候，与下句“春风”，一虚一实，正成对应。下句实指韦司士在这美好的春天将要离此继续前行。不说朋辈送别，而言“春风欲送行”，将“春风”人格化，写出了朋友送别的温煦情意，设想新颖，诗味浓郁。妙在上下两句的开头，分别用“只言”“无那”两个虚词相勾连，既突出渲染了“乐莫乐兮新相知”的喜悦和乍会旋别的无奈，又构成了一气旋折的意致韵味，在流利俊逸的语调中蕴含着浓郁的人情味。吟诵品味这行云流水般的诗联，眼前会鲜明地浮现出诗人风流俊赏、神采清逸的自我形象。

　　腹联是对韦司士行程所经的想象。唐时滑州州治白马城在黄河南岸。韦司士离此北去，头一站便是黄河岸边的白马津渡，故别后行程首先便写到“黄河曲”“白马津”。这一联写景，只用淡笔轻点，不施浓墨重彩，不加渲染刻画，但却显现出一种天然的风韵。评家或讥其景中无情，实则诗人此处并没有着意寓情于景，他只是要通过轻描淡写来构成一种摇曳生姿的情致。黄培芳说它是“盛唐高调”，倒是比较准确地道出了它的浑成自然而不刻露的韵致。

　　尾联是对被送对象前路的祝愿，反结“别”字。“他乡暂离别”、“到处有逢迎”，说明韦司士此次在滑州是途中暂时停留，前路尚有逢迎与离别，就像在滑州有短暂的聚会与别离一样。但诗人却以体贴对方感情的口吻说：“希望韦司士不要因他乡的这次暂别而怨怅，因为前路方长，我深知你的为人和才名，你到处都会受到当地主人的热情接待与欢迎。”这就不但将伤别化解为对前路处处有逢迎的热情祝愿和乐观展望，而且对韦司士的为人作了热情的赞颂。这样的结尾，充满了乐观的情调，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