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就写得很别致。韩愈的《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为之立传，还说它受封为管城子。作者不明说自己靠着一支笔杆子立身处世，既升不了宫，也发不了财，而是精心选择了四个本无关联的典故，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新颖奇特的联想。笔既然称“子”，就可以食肉封侯；钱既然称“兄”，也就能够写绝交书。他将自己富贵无望的牢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非但不显得生硬，还产生了谐谑幽默的情趣。
三四句承上作进一步阐述，将自己未能博取功名富贵的原因归咎于文章无益于世，表面看来是自责，实际上以反语暗指文章不为世人赏识，在自嘲中寓有自负的意味。丝窠缀露珠，用清晨缀附于蛛网上闪闪发亮的露水珠子，来比喻外表华美而没有坚实内容的文章。构想新奇动人。
五六句转入当前仕宦生活的自白。这两句诗不单纯是记实，同时也在用典。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谈到，梁朝全盛之时，贵家子弟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却担任了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官职，以致当时谣谚中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即秘书”的讽刺语。这里套用成语，说他受任校书郎、著作郎的职位，也跟梁代那些公子哥儿们一样，仅能登上车子问候别人身体如何罢了。诗意表面上说他尸位素餐，其实是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场生涯的不满。
仕宦既不如意，富贵又无望，于是逼出了最后两句的追思。这是诗人在内心矛盾解脱不开的情况下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不直说退隐，却写对往事的追忆，也给诗篇结尾添加了吞吐含茹的风韵。
这首诗抒写不得志的苦闷，却采用了自我嘲戏的笔调，感情上显得比较超脱，而诗意更为深曲。不明了这一点，反话正听，把作者真看成一个对功名事业毫不婴心的人，则会误解这一诗篇。文字技巧上的最大特点是善用典故，不仅用得自然贴切，还能通过生动的联想，将不同的故事材料串联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意象，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陈维崧是清代著名的词人。他继承宋代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出生于一个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文学世家，少时享有盛名，被誉为“江左凤凰”。明亡入清后，漂零四方，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因而词作多具现实主义的深刻内容。这首词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篇什。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憎恶战争、盼望和平的美好心愿。开头“无聊笑捻花枝说，处处鹃啼血”两句，以悠闲轻淡的语调落笔，给人们展示了千紫万红、鲜花烂漫的春日景象。“无聊”二字，既点出了词题，又刻划了客观物景的艳丽夺目的意象。“鹃啼血”以杜鹃啼血来比拟杜鹃花红艳的色彩，而蕴含更深一层的意念。李山甫《闻子规啼》诗：“断肠思故国，啼血溅芳枝。”这一切似乎给人既带来愉悦又值得深思的感觉。
下两句笔锋陡转，“好花须映好楼台，休傍秦关蜀栈战场开。”恰似一声春雷，惊醒人们温馨的梦。“休傍”不但是作者正面的劝阻与否定，而且暗示着如念这芬芳艳丽的鲜花，并没有装点在和平的人们中间，西南之地仍是狼烟滚滚，战火未灭。据史料记载，清兵自入关后到建国初年，争夺战事一直纷纷扰扰。词人曾目睹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如1648年，清军大举进攻东南各省的抗清队伍，所到之处，杀从掳掠，“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在作者晚年时，清统率军队又进军四川陕西一带镇压人民反抗。词人希望好花不要开遍在战场旁，正是这一现实的折射，同时又表现了他对战争的强烈谴责。
“倚楼极目深愁绪，更对东风语。”这里承上句，表现词人对战争的深切忧虑，由亢烈的情感转入如泣如诉的悲怆之中，“更对东风语”尤显得哀婉、凄切。既然倚楼极目更添许多愁绪，而又无人领略，只能面对东风而语，含意深远。结末两句，融情于景，耐人寻味。“好风休簸战旗红，早送鲥鱼如雪过江东。”温暖和煦的春风，不该为战旗而飘摇，应该是为人们送来雪白而鲜美的鲥鱼。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迦陵（陈维崧）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在这些词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社会现实和同情民生疾苦的词篇，此词成功之处正在着眼于现实，而感情的抒发，由激亢到舒缓，在平淡中见曲折，使全词抑扬顿挫而错落有致。《白雨斋词话》中称其词“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确有眼力。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这首词与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有着同样的含意和工妙。
此篇咏皇宫中柳，以宫女媲美。作品笔法非常独特，首句交代御柳的整体形象。次句则转入对后宫窗户、帘帐的描写，重点偏向宫女风情的展示。三、四句既可指晨柳清丽之美，也可喻指宫女早起妆饰。这样的写法一石二鸟，产生了双层意蕴表达的效果，饶有含蓄蕴藉之美。短短四句，开阖有致。
首起句，直人本题。以“御柳”二字，点明所咏对象。这是咏皇宫柳。再以“如丝”二字，表现柳条柔细轻盈，纷披下垂，如同丝线一样。虽然只两个字，就写出了柳的具体、真实、可感的形象。据史传记，南朝齐吴郡人张绪，美风姿，吐纳风流。而齐武帝就曾以“条甚长，状如丝缕”之宫柳，与张绪风流媲美，日：“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南史·张绪传》）所以，“如丝”的杨柳：最能显出其事物本身的魅力和感染力。 “如丝”与“御柳”紧紧相接，盖蕴含宫柳如文采之人那般可爱，温词化用典故，往往不着痕迹。“映九重”三字，勾勒御柳拂映皇宫的典型景象，格外显豁。这宫柳，与普通柳所不同之处，即在于以柔细清丽之姿影，与富丽堂皇的“九重”宫殿相映。这“九重”的意象，又给人以巍峨的联想。那么，杨柳越长得高，就要越垂得低，千万条细柳丝丝飘垂，如绿色帘幕、绿色瀑布，更能传“御柳如丝”之神采。
次句是承，以“凤凰窗映绣芙蓉”，宫中富丽艳美之物，衬托御柳的风姿，补充说明首句。此一句，极美的意象！雕饰凤凰的花窗与镶绣芙蓉花的绣帘，染着“九重”宫室的奢华，并透出鲜艳的色彩；它们与绿柳相映，愈显出柳丝的俏丽美好。所以，前辈谓：“凤凰窗”与“绣芙蓉”，“皆因柳而生色。”（华钟彦《花间集注》卷一）
第三句又起新意。转向对景阳楼畔柳的描写。景阳楼，是宫内钟楼。据《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载，齐武帝置钟于景阳楼上，宫女闻钟，早起梳妆。所以，“景阳楼”三字，引出美丽的宫女来。千条路，即路千条。是说景阳楼畔路边柳色葱茏，柳丝千条万条，迎风婀娜，情意依依。这里，千条杨柳，与景阳宫美女，已暗自相映。
末句以“一面新妆”，呼应“千条路”作结。这“新妆”二字，即将杨柳化身为美人，如：“碧玉妆成一树高”（贺知章（咏柳》），那清风细柳丝丝荡碧的形象，好像美丽的宫女新妆一样，婷婷袅袅，清丽可人。“一面”，表数量，用于成片的景物，好比“有故城一面”、“有一面大草原”等用法。此以“一面”二字，形容柳树排列成行，路边有一面新柳，远远看去，恍如清一色的新妆美人!写景颇！。这“待晓风”三字，即描摹细柳沐浴在晨风中。用一“待”字，写柳含情伫立，若有所待。这一下，更把柳与轻盈多情的美女形象，紧密联在一起。五代词人孙光宪有《杨柳枝》：“着行排立向春风”之句，也写绿柳成行，迎风而立。但是比起温词“一面新妆待晓风”来，便逊色多了。其关键在于孙词还是由物及物，给人的还是物的感觉；而温词更以物拟人，写活了柳的风姿，引人联想。
这样的词，虽着墨不多，却“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胡应麟《诗薮》）短短四句，起承转合，节奏舒畅，甚有唐人绝句韵度。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