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元璋在位期间，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负，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等；文化上，紧抓教育，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 ；对外关系上，确立“不征之国”。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传位太孙朱允炆。 ▶ 146篇诗文
抒情诗多是缘情之作，在唐人孟棨（qǐ）的《本事诗·情感第一》中，详细描述了崔护《题都城南庄》的传奇故事。诗人崔护，进士不第。清明日独游城南，来到一处花木掩映的庄院，但见花木丛萃，寂寂无人，扣门久之，有一妙龄女子自门隙窥之，崔护“酒渴求饮”，女子赠以杯水，“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女子不以言对而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旧地重游，门墙如故，大门紧锁。崔护失望之余，题诗于左扉曰：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显然，元好问这首《杨柳》隐括着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中故事。“杨柳青青沟水流”，在桃红柳绿的春天，沟边杨柳青青，沟边流水汩汩，杨柳傍着野外沟渠而生，自是郊野之景。“莺儿调舌弄娇柔”，这里绿柳成行，柳丛中黄莺呖呖啼转，好似与诗人相识一般，有意在调转着它那如簧巧舌、逞弄着美妙娇柔的歌喉。
在这春天的郊野大自然里，与诗人似曾相识的何止莺儿，作为当年故事的见证物桃花，对旧地重游的昔日题诗客可记得很清楚，“桃花记得题诗客”，“记得”二字仍这首《杨柳》诗的“诗眼”，它把大家从时间的隧道中带到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幕：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与一位面若桃花的女子相遇，却又失之交臂。那女子脉脉含情地“斜倚小桃柯伫立”，可时不待人，机不再来，人面桃花不知何处去了，门上题诗又有何用！ “斜倚春风笑不休”，是直接从崔护的“桃花依旧笑春风”中脱化而出的，只是情绪、意蕴更显深沉了。诗人在借此感叹世上有多少崔护式的题诗客，连通晓世情的桃花也感到这些人太可笑了，每当年复一年的前来寻找自己那遗落的青春梦想时，不由得“斜倚春风笑不休”了。
元好问这首诗的意蕴与崔护《题都城南庄》完全一样，只是诗中描写的主角换了，崔护的诗突现在面前的是一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而元好问的《杨柳》让大家看到的却是男主角“题诗客”，这样的变换显然在表明今日的题诗客已不同于唐代的崔护，他更多地在思考人生，有更多的觉醒与自责，因而在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种更深沉的终生遗恨。
魏武帝曹操有《苦寒行》，又名《北上篇》，概取诗首句“北上太行山”首二字“北上”名篇。李白此诗盖取曹诗之旨，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备受叛军蹂躏的苦难状况。全诗格调低沉、苍凉，极富感染力。
此诗以巧妙的设问开篇：“北上何所苦？”为找到答案，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审视难民们绕行的太行山：“北上缘太行”，找到这因自然环境而致的第一个原因：“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山高路陡，车马难行。随即又放眼广阔的政治背景：“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诗人找到了迫使人们迁徙的战乱这一社会问题，是为另一个原因。虽然明了“何所苦”的原因，诗人却无力为他们排解，只能以更加沉痛的笔触描绘那悲惨的情景。从“前行无归日”到“饥饮零露浆”十二句，诗人描述了“北上行”人们的惨状。接着“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诗人发出了长叹，停下马车，不忍再看，仰天狂呼：“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这首诗笔触极为细致，追本溯源，刨根究底，描绘灾民图时由环境而哭声，由哭声而身体，由身体而行动，莫不穷形尽相，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此时诗人对月挥杯的飘逸、抽刀断水的豪迈，统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眼含泪的悲哀与深切的同情。
诗的首联写斗转星移，岁月不居，昨晚除夕还是寒冷的隆冬，今朝大年初一起来年已经是和煦的春天。这两句通过斗柄指北向东转动的快速过程显示时间的推移，节序的更替，暗点了题中的“元日”。
颔联写诗人已进入四十岁的壮年时期，本应出仕，大有作为，但未曾得到一官半职，虽然如此，他对农事还是非常重视，非常关心。这一联概述了诗人仕途的遭际，表露了他的农本思想，体现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可贵品质。诗人既初隐于鹿门，不仅结交了大批淳朴善良的农夫野老；同时又直接参与了田事劳作。自然有了对农村的深厚的感情，忧喜以共，苦乐同心。但另方面，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不能叫他完全没有奋飞冲天的幻想，正是这样，在诗句里才有“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的叹息。时代的隐者都有远大的志趣。所以无论他的出山或其后的再次归田，都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农村乡土真挚的爱恋。
颈联展示的是一幅典型的田园牧歌图。白天。在田间，诗人和农父一起扶犁耕作；傍晚，在路上，诗人荷锄伴牧童一道回归村庄。由此，人们仿佛可以看到诗人与农父并肩劳动，促膝休息，“但道桑麻长”的情景；仿佛可以听到诗人与“短笛无腔信口吹”的牧童应和的笛音歌声，从而深深地体味到田园风光的美好，田园生活的快乐。
尾联扣题，明确点题，写田家元日之际凭借占卜纷纷预言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显然，这首诗没有状写辞旧迎新的热闹，没有抒发节日思亲的情感，而是将诗人自身恬淡，惬意的情趣水乳般交融于节日气氛之中，令人读来自觉有一种和谐自然之美。
诗中首尾两联反映了我国古代农民非常重视观测天象，注意气候、节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其中虽有某种程度的迷信色彩，但更多的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中间两联叙写了自已的隐居生活内容，其中隐隐透露了作者不甘隐居躬耕的心情，说明他的鹿门隐居只是为了取得清高的声望，以便得到引荐达到入仕的目的。这首诗既叹自己的不遇，惜壮志之难伸；又复悲天悯人，忧农收之不丰，隐然有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怀抱。本来，士各有志，人各有愿；而在总的希望的水中，九派百支，主流总趋于一个定向：愿年年月圆花好，愿岁岁人寿年丰。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这首诗叙写了诗人新年伊始的心绪。前四句写时光匆匆，又一年开始了，自己已届四十，仍未做官，不禁产生淡淡的哀伤。后四句写自己与牧童、农人一起推测气候、年成，不觉又有一丝自适之情。全诗没有明显的起伏，语调平和，而静味深长。尾句“共说此年丰”当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农田耕种的丰收，二是企盼即将去长安赴试有一个好的结果。
这是一首记梦词，写梦中京城元宵节的欢乐情景，以及梦醒后的凄清之境和失落之感，含蓄地表达了一种抚今追昔、怀才不遇的情绪。
上片写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又置身于东京热闹繁盛的元宵之夜。古代都市实行宵禁，闹市绝行人。唐以后，逢正月十五前后几日解除宵禁，让人们尽情观灯游赏。首句用词华丽欢快，使整个梦境处于欢乐美妙的氛围之中。
尽情游览之后，词人仿佛和一个女子相伴而归。这女子步态多姿，好像一步一朵莲花；这女子容貌娇美如秾艳的桃李。他们亲密地行走在一起，周围的环境是：“五更钟动笙歌散，十里月明灯火稀”。虽是曲终人散、天色将晓的时光，但节日的痕迹仍处处可见。“五更”暗示笙歌彻夜，喧闹时间之长；“十里”点出东京处处繁华，欢度佳节范围之广。从侧面烘托出东京元宵佳节的欢腾热闹，给人留下了想象余地，收到了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也符合梦境似断似续、似真似幻的实际情况。
整个上片通过对梦境的描绘，体现了东京元宵之夜的良辰美景和舒心惬意，也表达了词人对之追念、珍惜、留恋的感情。
下片写梦醒之后的情和景，与上片形成鲜明对比。一觉醒来，笙歌、灯火、佳人全都子虚乌有。眼前是炉香袅袅，处境孤凄，脑海中梦境历历，回味无穷。现实与梦境，如今与往昔，孤凄与欢乐，对照分明。梦中京城，如今天涯；梦中佳节，笙歌灯火，激动人心，如今暮春，只有琐碎平凡的减衣换季；梦中的五更，他与佳人相伴，踏月赏灯而归，眼前的拂晓，只有对往昔的思念，更品味出此刻的孤寂。“凤凰城阙”远在天边，当年的生活亦不再来。“知何处”表达了一种怅惘之情。词人把目光望向窗外，梦中的灯月，心中的京城都看不到；稀疏的晨星中，一只孤雁鸣叫着飞过。这许是眼前景的实写，却更具象征和比喻。远离京城，有志难展的词人就正像那只失群的孤雁。在这一凄清画面衬托下，词人抚今追昔、郁闷失意的心绪显露无疑。
全词构思完整，一气呵成。上下片的环境、氛围、情绪截然不同。一梦一真，一虚一实，一乐一哀，对照鲜明，又侧重后者，强调词人今日的失意。做梦乃生活中平常现象，词人却能因之为词，创作出成功的佳构，抒发自己的哀乐，实非易事。
诗前二联用几个典故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入侵。他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做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情愫。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生灵涂炭，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非昔”。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铜铸的仙人尚且流泪，而作为有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他们的心情就不言自喻。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崩裂之痛”（清沈德潜语）。尾联揭示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青城是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金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降表的地方，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金灭北宋。而一百年后，亡国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其他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让诗人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一“兴”一“亡”，恰恰是天公的意旨。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的潮汐淘汰，唯有记载金廷兴亡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人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诗用了几个典故以寓亡国之痛。“霸上真儿戏”，用《史记》载汉文帝语，暗讽金国军纪松弛，早已潜伏危机，不料竟因此亡国；“华表鹤来应有语”，用“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城郭如故人非昔”的故事，比喻京城沦陷，“人非昔”矣；用“魏明帝迁徙汉长安铜盘人”故事，喻国祚转移。用古事古语，不着痕迹，如出诸己，是善用典者。“留着青城阅古今”，劫难之后仅仅青城还在，人物荡然无存矣！青城，是两朝痛史的见证。
元好问“纪乱诗”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