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元璋在位期间,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负,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等;文化上,紧抓教育,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 ;对外关系上,确立“不征之国”。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传位太孙朱允炆。 ▶ 146篇诗文
《海赋》是木华仅存的一篇赋,为赋史上同类题材的扛鼎之作。作品以大海为观照与描写对象,综合的运用了铺陈、比喻、想象、夸张等手法,气韵生动、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大海的“为广”、“为怪”、“为大”的面貌与特点,反映了魏晋时代人们对文献典籍关于海的既在的知性理解和具有航海经历者对海的感性认识。在作者笔下,大海“浮天无岸”,“波连如山”,雄伟壮阔,诡异变幻;大海一旦震怒,则“崩云屑雨”,“荡云沃日”,舟子渔人,萍流浮转;大海极其富饶,太颠之宝,隋侯之珠不足为贵;大海神奇莫测,“群仙缥缈,餐玉清涯”令人遐想。如果说,类似的内容在木华之前的赋海之作中已有表现的话,那么在遵循这一内容框架的前提下,又进一步扩宽艺术层面,加大描写力度,结合现实生活,联系社会人生,从而突出海的个性,则是作家匠心独运的创举。例如:“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飞骏鼓楫,泛海凌山”的描写,显然已与封建王朝的升值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若其负秽临深,虚誓愆祈,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分明包含着作者的劝善惩恶的伦理说教;至于写舟人渔子“徂南极东”,溺死漂流的惨状,则无疑是航海术尚未昌明的中古时代的滨海居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惟其如此,《海赋》之海已不单纯是神灵生息、主宰世界的奇诡世界,而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客体。
《海赋》描写细致生动,绘影传神,文笔简洁,对汉大赋罗列排比的传统‘体物’手法有重大突破,着意刻画具体事物的鲜明特点,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审美品位。后世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等都深受其启迪与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以孤篇名世的作家。西晋木华即以其瑰奇壮阔的《海赋》有名于当时,垂范于后代。
《海赋》一开始,述说舜帝还在做唐尧臣子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万里无边无岸,百姓忧之。舜命大禹平水土,大禹开通弘渎,“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上》),“凿龙门,辟伊阙”(《淮南子人间训),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然后,“江河既导,万穴俱流”,“於廓灵海,长为委输”,到这里,才拈出一个“海”字,步入正文。此前的一段笔墨,好比后世小说戏曲的“楔子”,楔出一大篇文章来。“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三句,是承上启下的句子,提纲挈领的带出下文。
“尔其为状也”,是写大海的状貌神情。以下四句,说海水流动相连,既深且广,旷远无边。“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形容确当,得海波之神。“大明”二句,言月落与日出两个时辰,飓风骤起,海岛中飞沙飘石,激浪扬波,宛如天旋地转。“惊浪雷奔,骇水迸集”,确实令人惊骇。待到风静了,犹自余波吞吐,在高峻而不平的山岩中,澎澎有声。至于一些人入海岔流,出而复入,动摇不已,这仍是写海水的动态,写海岸线的情状,与对面的“蛮夷”地域隔海相望,有万里之遥,暗示大海的辽阔。以下设想边远地区如有向朝廷告急之事,那就可以凭借海路迅速传达。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转述恐失其真,就直接引原文吧:
飞骏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绡,挂帆席,望涛远决,囧然鸟逝,鹬如惊鸟之失侣,倏如六龙之掣。一跃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
看他写鼓棹挂帆,便渡海如飞,这似乎脱胎于《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然而时代有了进步,内地的渡河、涉江,扩展到了航海,气魄之大,又迈越了前人。这是写海之广。
以下别出一景。大海遇到恶劣的天气,则风暴乍起,吹断帆樯,波冲浪突,似有海中神怪纷起作崇。古人不明台风海啸的起因,以为是神怪所为,但其结果是看到了,这就是“舟子渔人,徂南极东,或屑没于鼋鼍之穴,或挂罥于岑嶅之峰。或掣掣泄泄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有些人是终于能够因回头风而送返家园……这是写海之怪,不过是从另外一面来写罢了,同时也可以见出海之广。
海之大,从启南北东西四至之广阔可知,统括为经过的途径,万万里而有余,给人以一个远大的概念。加以鱼龙变幻,神仙潜隐,有许多世间尚未闻知,未有名目的地方和事物,只能出之以大概的想象罢了。譬如说到海水极深之处,有五座神山,下分洪涛,上指青天,众仙所居,有巨鳌负之游走,漂浮南北不定。这一段采取《列子.汤问》之说。至于大海边有天产的珍宝,有水中的怪物,有居于水底的鲛人,有各种色彩的石头,有不同形体的鳞甲类动物,以及沙滩上云锦般的花纹,海螺巨蚌壳内绫罗般的光彩,又“阳冰不冶,阴火潜然”是指极地的冰山,与海中生物所发出的光。其中大多是可以见证的。还有大海中的鲸鱼,写其生时何等的威猛,失势后又是何等的悲惨。海边岩石上的禽鸟,自出生至羽毛长成,群飞嬉戏,“更相叫啸,诡色殊音”,又是何等传神的描写,绝无怪异之态了。这是大海的所藏之富,前者既足惊耳骇目,后者有时亲切有味。
末段又回到神仙、黄帝上面来。“黄帝仙登于天”,见于《史记.五帝本纪》。秦皇、汉武之好神仙,亦见于《史记.封禅书》。而大海中蓬莱中的蓬莱三神山,为众仙所居,已见上文。如此历代相传的观念,木华不能不受影响。借海以写神仙,或借神仙以写海,二者都兼有了,笔调也颇有清致。如“群仙缥缈,餐玉清涯。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礻参 纟丽 。翔天沼,戏穷溟,甄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于长生。”确有飘飘欲仙的气息;没有这些,也许《海赋》不会写得这么神奇美妙了。最后以概括性的文字归纳了大海的特点,赞叹大海的品格,说它多么广纳众流,虚心受物,得水之德,卑下自居。纳水愈多,潴蓄愈深,品物类生,无奇不有。这些都有根有据,或出于细心的观察,或由于合理的想象,使《海赋》能在中国赋史上屹立不衰,仍是以它写实为基础的构思在起作用,其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亦在于此。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此诗写思亲之情。每四句为一解,共六解。第一解写睹物思人,而人不在;第二解写失去依恃,泪流不已;第三解以写鹿麂飞鸟之乐,反衬己悲;第四解写孤独无依之哀;第五解写怀忧早衰;末解痛亲早亡。全诗写得质朴、本色,且其中有作者诗文“工于言情”的特点,十分细致、生动。
诗人从人亡物在写起,“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俯仰之际,看到死者生前用过的帷幕、几筵,不禁触物伤情,勾起物在人亡之痛。起笔十分自然。
接着以“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涟涟。”点明丧亲思痛的主题。诗人在极度悲伤中,似乎觉得父亲是在十分短疾的时间里忽然远离自己而去的。“倏忽”一词非常生动地写出了曹丕丧亲之后,恍然若失的心态。失去曹操不仅失去他生活上的引导者,也失去他政治上的扶持者,因此,使他“靡瞻靡恃,泣涕涟涟”。这里,诗人运用《诗经》的成语“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来抒写失去父亲的哀伤,显得很贴切。失去了自己所瞻仰依恃的人,自然使他止不住要“泣涕涟涟”了。于是,这一解紧承开头,进一步展现诗人失去父亲的悲痛心情。
然而,诗人的笔触没有继续顺着第二解直倾自己的哀痛心情,却是突然插人鸣鹿衔草呼唤小鹿,飞鸟挟子归巢的具体形象:“呦呦游鹿,衔草鸣鹰。翩翩飞鸟,挟子巢枝。”写出有所“瞻恃”的欢乐,以动物亲子之间的和谐、亲爱来对比,反衬自己的丧亲之哀。笔势跌宕,拓深了诗歌的意境。
接着,“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四句又转入实写,叙述自己孤寂无依,内心的痛苦是人莫能知的。此写出忧苦之多,《诗经·小雅·采薇》中有“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句,是表现征人思念家乡、亲人的心情的、诗人借用来表达自己丧亲后的孤茕悲苦是很恰当的。
第五解“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紧接上一解中的“优”字展开,由忧字写到自己白发早生,从忧伤到早衰,还是从自己亡亲之痛着笔的。
最后,“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日仁者寿,胡不是保?”转笔写怀亲,悲痛父亲早逝。既然,古语说仁者可以长寿,自己的父亲却活得不够长。满腔悲痛,进发而出。诗歌也就在这浓重的悼亲、思亲的情绪中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