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元璋在位期间，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负，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等；文化上，紧抓教育，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 ；对外关系上，确立“不征之国”。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传位太孙朱允炆。 ▶ 146篇诗文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人虽已经离去，情却常难断绝。因此就有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伤，有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无奈。此诗即借一位妻子真切的内心独白，抒写了这种难以言传的离情别意。
“车遥遥兮马洋洋”——诗之开篇，是女主人公追忆夫君离去的梦幻般的虚景。不过，在此刻追忆之际，这虚景也可能为眼前所见的实景所引发。似乎是一个春日的早晨，阳光明媚、草色青青。画面近处，则是一位倚栏而立的女子，正痴痴地注视着穿过新绿树影的车马，东来西往。倘若能从近处观察，你便可发现：她其实并不“看着”车马，而是沉入了迷茫的幻境之中——眼前的车马，勾起了她十分珍贵的忆念。她仿佛觉得，此刻还正是亲爱的夫君离去的时候：那车身也一样颠簸、轻摇，那马儿也一样舒缓、潇洒。就这样在遥遥无尽的大道上去了，什么时候再见到它载着夫君归来？当消歇的马蹄声，终于将她从幻境中惊觉，车马和夫君便全都云雾般消散。美好的春景，在女主人公眼中只变得一片黯然。这无情之景，不过让她忆及往事，徒然增添一段缠绕不去的思愁罢了。
这就是“车遥遥兮马洋洋”所化出的诗境。这诗境妙在没有“时间”。它既可能是女主人公独伫楼头所见的实景，又为一个早已逝去的美好虚景所叠印，便在女主人公心中造出一片幻觉，引出一种惆怅失意的无限追念。
“追思君兮不可忘”，即承上文之境，抒发了女主人公追忆中的凄婉情思。那情景怎么能够忘怀呢——当夫君登车离去时，自己是怎样以依恋的目光追随着车影，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倾身于栏杆。倘若不是空间之隔，她真想伸出手去，再攀住车马话别一番呢！夫君究竟要去往哪里？“君安游兮西入秦”正以自问自答方式，指明了这远游的令人忧愁的去向。她说：夫君之入秦，既然是为了求宦进取，我自然不能将你阻留；只是这一去颠沛万里，可教我怎能不牵挂你？句中的“安游”从字面上看，只是一种幽幽的自问之语。不过在体会女主人公心境时，读者不妨把它理解为对旅途平安的一片祈祝之情。她当时就这样噙着泪水，送别了夫君。全没有想到，夫君的“入秦”竟如此久长，使自己至今形单影只、空伫楼头。
对往事的温馨追忆，由此把女主人公推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而人在痛苦的时候，想象力往往异常活跃。在女主人公倚栏独立、顾影自伤之际，一个重要的发现吸引了她。她想：世界上什么事物最难分离？这静静跟随着她的地上的身影就是！影之于身，朝暮相随、无时不在，没有人能将它们分离须臾。那就让我作夫君的身影吧！那时候不管登山还是临水，我都能时时陪伴着他。倘若是举杯邀月，他便可和我月下共舞；倘若他夜深难寐，我便跟随他漫步中庭——我再不会感到孤单，夫君也不会再有寂寞，那该有多好呵！“愿为影兮随君身”一句，正是女主人公顾影自伤中触发的奇妙诗思。这诗思妙在来自日常生活，而且特别适合于常常陷入顾影自伤痛苦的女子心理。这诗思又异常动人，表现的是虽在痛苦之中，而关切夫君犹胜过自身的妻子的深情。
想到这里，女主人公似乎颇有些喜意了，因为她“解决”了一个日日萦绕她的痛苦难题。但她忽然又想到，身影之存在是需要“光”的。若是身在背阴之处，那影子也会“不见”的，这样岂不又要分离？她简直有些焦急了，终于在诗之结尾，向夫君发出了凄凄的呼唤：“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夫君哪，你可不要到那背阴处去呀，一去我就会不见了。你站在阳光下好吗？那可是我的一片心愿呢！
这位深情的妻子，分明是被别离的痛苦折磨够了。在她的心中，再挨不得与夫君的片刻分离。痛苦的“追思”引出她化身为影的奇想，在这奇想的字字句句中，读者所听到的只是一个声音：“不离”！“不离”！“不离”！而诗中那六个连续使用的“兮”字，恰如女主人公痛苦沉吟中的叹息，又如钢琴曲中反复出现的音符，追随着思念的旋律，一个高似一个，一个强似一个，声声敲击在读者的心上，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这首诗完全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或者说是她一片痴心的“自说自话”。迷茫中把眼前的车马，认作为载着夫君离去的车马；为了不分离，就想化为夫君的身影；而且还不准夫君站到阴处：似乎都可笑之至、无理得很。然而，这种“无理得很”的思致，倒恰恰是多情之至微妙心理的绝好表露。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