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元璋在位期间,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负,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等;文化上,紧抓教育,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 ;对外关系上,确立“不征之国”。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传位太孙朱允炆。 ▶ 146篇诗文
此诗载于《全唐诗》第三百七十五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霍松林教授认为欣赏这首诗,必须紧扣诗题“游终南山”,切莫忘记那个“游”字。
韩愈在《荐士》诗里说孟郊的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硬语”的“硬”,指字句的坚挺有力。这首《游终南山》,在体现这一特点方面很有代表性。
就实际情况说,终南尽管高大,但远远没有塞满天地。“南山塞天地”,的确是硬语盘空,险语惊人。这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身在深山,仰望,则山与天连;环顾,则视线为千岩万壑所遮,压根儿看不见山外还有什么空间。用“南山塞天地”概括这种独特的感受,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非常“妥帖”。
日和月,当然不是“石上生”的,更不是同时从“石上生”的。“日月石上生”一句,的确“硬”得出奇,“险”得惊人。然而这也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日月并提,不是说日月并“生”;而是说作者来到终南,既见日升,又见月出,已经度过了几个昼夜。终南之大,作者游兴之浓,也于此曲曲传出。身在终南深处,朝望日,夕望月,都从南山高处初露半轮,然后冉冉升起,这就像从石上“生”出来一样。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杜甫的“四更山吐月”,都与此同一机杼。孤立地看,“日月石上生”似乎“夸过其理”(《文心雕龙·夸饰》),但和作者“游”终南山的具体情景、具体感受联系起来,就觉得它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当然,“险”“硬”的风格,使它不可能有“四更山吐月”“海上生明月”那样的情韵。
“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两句的风格仍然是“奇险”。在同一地方,“夜”与“景” (日光)互不相容;作者硬把它们安排在一起,突出一个“奇”字。但细玩诗意,“高峰夜留景”,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夜幕笼罩之后,终南的高峰还留有落日的余辉。极言其高,又没有违背真实。从《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插遥天”、“出云表”之类的说法来表现山峰之高耸。孟郊却避熟就生,抓取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加以夸张,就在“言峻则崧高极天”之外另辟蹊径,显得很新颖。在同一地方,“昼”与“未明”(夜)无法并存,作者硬把二者统一起来,自然给人以“险”的感觉。但玩其本意,“深谷昼未明”,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洒满阳光之时,终南的深谷里依然一片幽暗。极言其深,很富有真实感。“险”的风格,还从上下两句的夸张对比中表现出来。同一终南山,其高峰高到“夜留景”,其深谷深到“昼未明”。一高一深,悬殊若此,似乎“夸过其理”。然而这不过是借一高一深表现千岩万壑的千形万态,于以见终南山高深广远,无所不包。究其实,略同于王维的“阴晴众壑殊”,只是风格各异而已。
“长风驱松柏”,“驱”字下得“险”。然而山高则风长,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向一边倾斜,这只有那个“驱” 字才能表现得形神毕肖。“声”既无形又无色,当然不能看见它在“拂”。“声拂万壑清”,“拂”字下得“险”。然而那“声”来自“长风驱松柏”,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在飘拂,也都在发声。说“声拂万壑清”,就把万顷松涛的视觉形象和万壑清风的听觉形象统一起来了。
这六句诗插在这中间的两句,以抒情为主。“山中人自正”里的“中”是“正”的同义语。山“中”而不偏,山中人“正”而不邪;因山及人,抒发了赞颂之情。“路险心亦平”中的“险”是“平”的反义词。山中人既然正而不邪,那么,山路再“险”,心还是“平” 的。以“路险”作反衬,突出地歌颂了山中人的心地平坦。
硬语盘空,险语惊人,也还有言外之意耐人寻味。赞美终南的万壑清风,就意味着厌恶长安的十丈红尘;赞美山中的人正心平,就意味着厌恶山外的人邪心险。以“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收束全诗,这种言外之意就表现得相当明显了。
诗体为七排,是古代诗人极少创作的一种诗体,杜甫集中仅存数首。此诗乃诗人触景伤情、感慨入怀之作。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净骑竹我无缘。”诗篇开始,诗人紧扣清明时令入题。“新火”,古代四季,各用不同木材钻木取火,易季时所取火叫新火。唐宋时清明日有赐百官新火的仪式。苏轼《徐使君分新火》诗云:“卧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即指此。首联一点时,二点地。诗人清晨起来,匆匆赶路,清明新火正袅起缕缕新烟。天气晴暖,春光明媚,一叶小舟荡漾在万顷湖水之上。一个“净”字写尽了天宇的明静,湖水的澄澈。此景如诗如画,可惜在诗人心中惹起的却是阵阵苦痛酸愁。“客船”之“客”轻轻一点,把诗人从美好的自然境界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人生,诗人不得不面对飘荡流离的艰难处境,幸福和快慰转瞬即逝。景愈美,痛愈深。诗人看到天上飞过轻盈的小鸟,地上游戏的快活的儿童,他只是苍然感到“他自得”,“我无缘”,诗人历经苦痛,身老倦游之态如在目前。绣羽,美好漂亮的羽毛,代指鸟。鲍照赋云:“曜绣羽以晨过。”又,宋之问诗:“衔花翡翠来。”红净,此非指美貌女子,而是指少年,李白《赠孟浩然》诗有句“红净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即是。骑听,以竹当马骑,乃少儿游戏。此联直写诗人之哀之倦,与首联隐于其中、详察方觉不同。意义上隐显结合,表达上动静相照,取景由高及低,由水及岸,时空勾画宽远阔大。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第三联上承第二联,写本地风物人情。胡,泛指少数民族。湖南是多民族杂居省份,土家苗民很多,少数民族的儿童服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迥异于北国中原,楚地女儿腰肢苗条,美丽可爱,又是别番情调。在诗人笔下,小鸟轻翔,少年游乐,儿童装扮新奇,少女袅婷款款,衬以朝火新烟、湖光山色的背景,构成一幅明快爽朗、色调纷呈的清明风俗画。很明显,诗人意在以此反衬自己悲凉暗淡的心怀。前三联从现实、眼前着笔,第四联则由当地古迹转到对历史人物的回忆了。定王,汉景帝第十子刘发,唐姬所生,微无宠,故封王于卑湿贫国长沙,卒谥定。定王城又名定王台、定王庙等,在长沙县东一里,庙连岗,高七丈,故又谓之定王冈,相传乃定王为望其母唐姬墓所建。贾傅,即贾谊。年少通诸家书,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他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又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发抒不平之气。盛弘之《荆州记》里说:“湘州南市之东,有贾谊宅,中有井,即谊所穿也。上敛下大,状似壶。井旁有局脚食床,形制甚古。”诗人为何于此想及此二人二事呢?定王、贾谊失宠于皇帝,不遇于时运,被逐僻远卑湿之国,与诗人经历是颇相近的,而定王之望远在长安的母亲坟茔,贾谊之吊屈原而自伤,也正与诗人情感和思想合拍,诗人是借古人而遣已之郁怀。所以下联作者即从古人想到自身境况。
“虚沾焦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要禁火三日。相传春秋时介子推辅佐晋文公重耳回国后,隐居不出,重耳烧山相逼,之推抱树而死。重耳为悼念他,禁止在之推死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食,以后相沿成俗。而太原旧俗,每冬至应寒食一月,平民不堪其苦,周举为并州刺史时,作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非贤者之意,故改为三日。其实,禁火乃周朝旧制,与子推之死无关,是《后汉书·周举传》附会为之。诗人在此不过是借用这个清明传闻而己。沾,润泽。寒食时虽赖周举之福开了火禁,诗人一无所有,舟鲜熟食,故只有虚承周之美意了。严君,即严君平,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读老庄,扬雄曾从其游学,称为逸民。这两句概括写诗人贫困潦倒生活。诗人到处奔波,左冲右突,却生计无着,写此诗前后即在潭州卖药度日,有诗云“药物楚老渔商市”。诗人提及严君平,非即思君平卖卜自给,更含有对君平闭帘读老庄的向往之情。诗人一生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为了社稷,也为了生计,想积极用世,同时也不乏退隐山林,过一种平淡安稳生活的热望,经过十余年的流浪颠沛后,这种心灵的追求更日趋强烈,《过洞庭湖》、《次空灵岸》和《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作品都有明显的反映,所以结联诗人明言已志。他讨厌击钟而食、列鼎而烹的富豪生活,希望顺依自己“山林”“天性”,有“浊醪粗饭”伴送岁月,颐养天年就足够了。这不过是诗人在生活重负之下残存的一点起码的生存要求,虽不太积极,仍然体现了诗人不愿趋奉权贵,追慕荣华的高洁品质。可惜的是,诗人这个最普通的愿望都根本无法遂愿,第二年诗人即因贫病交加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年仅五十八岁。
第一首诗,诗人由清明景事兴感,抒写自己的悲惨遭遇与高洁志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段落。第二首在内容上是第一首的继续和发展,着重写飘泊之感,情怀抒发则更挚切深痛而饱满。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首联概写诗人苦于飘泊,年老病废的不幸命运,并启二三两联。偏枯病名,《黄帝素问》说“风疾或为偏枯”。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第二联紧承首联,“系舟”应“飘泊”,“左书空”对“左臂偏枯”,“双下泪”“左书空”如两个特写镜头,将首联漂泊病废内容具象化,“寂寂”、“悠悠”两个叠词,更强化了诗人无依无靠,飘泊不知所归,流浪难与人语的悲凉气氛。茫茫人寰,无人可语,卧病在舟,飘荡无期,右臂残疾,左书难以成字,虽想停舟驻足,却又无岸可登,思前想后,诗人泪雨滂沱,心如刀割。此为近承。第三联在上联具写的基础上概写,远承首联。蹴鞠即打球,与荡秋千等都是清明时节游戏,诗人选取它们入诗既照顾诗题,更含有深意。《杜臆》认为蹴鞠乃军中击球之戏,此代指兵乱,战乱频仍中的飘泊就更为艰辛,此其一;清明打球乃唐旧俗,不止军中,宫中犹耽此戏,王建《宫词》描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诗人用此,寓有想望京华之意,此其二;其实,蹴鞠秋千在此还具有比喻、双关意义,诗人的一生不正象球那样被人踢来踢去,命运不定,也不正如秋千般飞荡往复,高低起落,难以自控吗?此其三。“十年”言久,“万里”言远,诗人从时空两个角度叙写自己不幸。“十年”既是虚指,也是实指,从诗人贬出朝迁到现在已是十年光阴过去了。多少年来,诗人象毡球象秋千飘泊动荡,本已足悲,挈妇将雏,一天一天远离京华,则更增其若,荆楚的清明风俗虽与长安相同,正因其同,却不得不使人忆起流窜四处的亲朋,这益使人难堪万分,柔肠寸断。诗人在这十四个字中熔铸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它们依次叠现出来,既富有层次感,又极见浑然一体,具有极强的内在情感张力,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联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诗人由上联蹴鞠秋千等物事巧妙转入对景物的描写,情感也逐级上升到新的高度。春来了,去冬南来的雁阵又纷纷穿云北去,赶赴北国的家园;四野人家也纷纷钻青枫取火,一片清明风光。诗人从高下两个角度取景。紫塞,北地边关,诗人用此代北方的京华长安。南鸟北归有期,迁客返京无望,可谓人惭北鸟。古人钻木取火,四时各异其木,其后仅于寒食后一日为之,成为沿袭故俗遗迹。春季当用榆柳,荆楚却用青枫,足见异地异俗,更易令人想到《招魂》中的句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这与诗人当时心绪是极合拍的。北方紫塞,楚中枫火,两两相隔,山高水远,诗人之心禁不住越过千山万水,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都京华。长安的楼阁一定早掩映于阳春三月迷离朦胧的轻烟花雨中了吧?那奇瑰高峻的山河也早应万紫千红,一片锦绣了。诗人想念京华之深,欲归故都之切,在如诗如画的想象之景中淋漓尽致地渲泄出来,表达却又含蓄深婉,真切动人。诗人到底忘不了社稷和君王。第四联为眼前实景,旅雁青枫却给人以无穷想象的天空,景深因之加大;此联为想象虚景,烟花锦绣又紧扣节令,近远两景真幻交融,动静兼具,足见诗人构思之精密,技巧之高妙。
“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春水滔滔归向浩渺无边的洞庭,隔断了诗人的归路,举目皆茫茫白苹,更使白首诗人愁肠百倍,不能自持。“春”是节令的周而复始,“白”是色彩的比照烘托,两词叠用,极写诗人万般情怀。春水也如大雁一样,能够如期回归,诗人却不得不淹滞湖湘,返京无计;白苹虽有荣枯,尚能年年开花,诗人却盛年不再,衰落无成,然诗人偏又心系长安,不忘社稷,怎不愁上加愁呢?是景语也是情语,情因景生,情变景换,在情感的千回百折、跌宕渲泄中,结束全诗,只留下茫然、哀痛、无言的回声。结联素来为人称道,刘禹锡《嘉语》言此联人不可及,尤以叠字见妙,位云亭《秋窗随笔》赞其“风神摇漾,一语百情”,从艺术技巧和审美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了极高的评价。
在内容上,《清明二首》因节兴感,借景借物抒怀,既写平生不幸,更让人看到诗人心中交织纽结的矛盾和痛若。诗人平生抱负无望可展,加以身老病废,流离失所,意识中潜藏的释道思想不禁抬起头来。在最后岁月的诗稿中,他感慨自己“久放白头吟”,渴望能“忘机”“返朴”,他追慕桃花源式的世外“淳古”生活,认为“富贵功名焉足图”,希望在“乐国养微躯”,且欲与山鸟山花结邻为友。然而诗人终归是诗人,即使成了江湖“渔翁”失群“孤雁”,也永不失“每饭不忘君”的本色。他总是心系故园,“每依北斗望京华”,不舍辅佐君王“几回青琐点朝班”的过去,“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诗人依然雄心不已。这样,进与退,入与出的矛盾在诗人心中此消彼长,掀起剧烈冲突,当然前者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怀,也鲜明体现在《清明二首》中。贫病交加的诗人,眼前的欢乐之景无一不牵发缕缕哀愁,促使他追想严君,向往山林的任运生活。然而北回的大雁,飘流的枫烟,应时的春水,又注定他割弃不了“秦城楼阁”和“汉主山河”,且因之愈复悲哀。诗言情志。诗人这种深沉浓烈的情怀根植于诗人高尚深厚的爱国主义心灵,是诗人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而必然的写照。这种深厚的爱国之情是深可宝贵,值得今人发扬光大的。这也是这首诗的价值所在。
艺术表达上诗人也颇多成功之处。诗人善于选景构图。新火新烟,湖色春光,旅雁青枫,烟花锦绣,组成一幅有声有色、历历如见的江南初春图,而鸟衔花,儿骑竹,童妆胡服,女作细腰,定王旧城,贾傅古井,又是一卷具有鲜明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风俗图画。诗人选景注意大与小,远与近,高与下,动与静的角度变幻和配合,并把古与今,想象与现实有机融汇,内容丰富多彩,画面流走生动,境界高远阔大。诗人善于炼字炼句,以“净”写初春湖光山色的特征和神韵,以“远”状诗人欲留不能,京华日远的感伤,以“虚”道诗人囊空如洗的贫寒,“十年蹴鞠”一联高度浓缩概括,达到了言约意丰、辞断意属的审美高度。叠词、复字、双关等技巧,既增诗句声态之美,更使平常词眼产生了新的丰富深涵,扩展了诗的容量。全诗语言通俗朴质,感情却含蓄深沉,耐人咀嚼。
全诗以情感的构思线索,取景用事全为抒情服务,所以景随情移,步步变换。或以乐景衬哀,或直写哀景,第二首后三联则把情景高度统一于一体,一般景万种情叠起千重心浪,把全诗情绪推到最高点。诗人又善于多角度切入和转换,多重诗歌意象纷至沓来,仿佛随手拈出,又极妥贴自然。象第二首,首联点飘泊之苦,二联近承具写,三联远承概写,又带出清明物事,融深慨于其中。四联是眼前景,旅雁由地上云,新烟袅袅腾空,视点从低至高摇移;五联是想象着笔,结联又归于眼前茫茫湖水。结构上纵横开合,景致上伸缩自如,情感氛围步步加深,似淡实浓,似散实密,似漫不经心偏又构思绵密。语出自然,旨归深烈,简易纯熟,深然天成,正是诗人晚年诗作的鲜明特点。
在章法上,第一首前后两联都紧扣自身着墨,中间两联拓开一笔,写当地风情民俗,离合相间,跌宕起伏;第二首前三联叙事,叙中融情,后三联写景,景真情深,两大板块如又峰并峙,各显千秋。第一首起于风物人事,言志作结,第二首由自身飘泊启篇,又归于湖南风物,两首诗在整体结构上有一种曲折变化之貌,回环错落之美。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达上看,《清明二首》都是诗人晚年的好诗之一。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