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前两句写济南初春雪后乍晴以及泉眼之多。“山郡逢春复乍晴”句，紧扣诗题，“山郡”点明济南是一座群山环绕的城市；“逢春”和“乍晴”是交待诗的具体形象所赖以产生的节候。续句“陂塘分出几泉清”，表现号称“泉城”的济南最典型的景色。济南城区，有七十二泉分布各处，春来冰雪消融，地下有充沛水源，于是处处泉眼都有清流汩汩涌出，泉水分流汇合城内城外，碧波荡漾，随地皆成陂塘。此句炼在“分”字，分而知泉眼之多，泉多水丰，故能形成陂塘池沼，这才成其为泉城。

　　后两句写大明湖清丽纯净的奇伟景象。“郭边万户皆临水”，是描写大明湖及趵突泉一带城区的特殊景观。在济南旧城的四沿（即诗所说的“郭边”）环绕着由珍珠泉、美蓉泉、王府池、趵突泉等七十二泉涌水所汇成的河流水域，其中北部的大明湖水域尤擅景观之胜，民户鳞次栉比，傍水而居，清流逶迤。房舍掩映，这是济南胜致。此句“临”字比较关键，它体现了泉水和居人自然地交织汇合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形成的美感。最后“雪后千峰半入城”句，是渲染春天乍降时，山郡济南所见。济南群山环绕，南有千佛山、四里山，北有卧牛山、华不注、鹊山等等，群山巍峙，层峦叠嶂，林木苍翠，钟灵毓秀。环城四顾，山色青冥，美不胜收。清人刘风诰有一联曾曰：“一城山色半城湖”，群山本不“入城”，因“雪后”看上去特别近，故有“千峰半入城”的错觉。比“一城山色”的写法，更有别趣。

　　这首七绝四句纯然写景，不露声色，景中饱含深情，情景交融，极富情致。无论是“逢春复乍晴”的好天气，还是潺潺而流的清泉，以及湖水中倒映的“雪后千峰”等，都包蕴着诗人对济南初春的审美喜悦，流荡着一种迷恋的情韵。

　　《从军行》属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

　　在历代众多《从军行》诗作中，卢思道的这首是传播得较为广泛的。据《古今诗话》载：唐玄宗自巴蜀回，夜登勤政楼就吟咏了本诗中的“庭前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句，可见在唐代这首诗就很受欣赏。

　　古乐府《从军行》大多写军旅生活的艰苦和征人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本篇也是如此。

　　这首诗的前半部是写征战将士英勇奋战，长戍不归的戎马生活。“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诗篇一开头，便渲染了强烈的战争气氛：北方的烽火接连不断地传来战争的消息，军情紧急，令人担忧。甘泉是西汉的皇宫名，“照甘泉”在这里代指向朝廷报警。“飞将”即西汉著名将领李广。接着，诗中便描绘了这位“长安飞将”的英姿。“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箫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犀渠”是盾的一种。“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这两句中“右地”指右北平，左贤代指匈奴的重要首领。“平明”和“薄暮”写出了将士们在边塞度过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偃月”和“鱼丽”是古代的两种战阵的名称。这里诗人用了极简炼的文字，生动地写出了将士们紧张的征战生活。“屯右地”“逐左贤”都是李广所为。接下来“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用了两个典故。《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道：“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山上金人曾祭天”也用的是汉代典故，汉大将霍去病出征西域，获胜，“收休屠祭天金人”。诗人通过这两个典故进一步表现出征匈奴的将士的神威，也正因为有了这些英勇的将士，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诗的前半部着重塑造了飞将军李广的形象，以李广来代指当时的征战将士，采取了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写法，既是赞扬汉代名将李广的业绩，又是当时征战将士生活的写照。把历史和现实揉合在一起。

　　自“天涯一去无穷已”开始，写将士和他们妻子的两地相思。诗从两处落笔，感情转为忧怨。“无穷已”原指路途遥远，这里写出了将士们遥无归期的征战生活。“蓟门”“马岭”“龙城”均为北方的地名，在这里都是虚指。连年的战争使将士家中的亲人，对着遥远的塞北望眼欲穿，但是“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诗人用衬托的手法写出了战争的长期和残酷。“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五原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这里写了亲人们在极寒冷的塞外，远隔千里，因此人们只能发出“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的叹息。《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有《关山月》曲，《乐府题解》说：“关山月，伤离别也”在写征夫思妇的诗中，常用到关山和月。人们想着万里之外的亲人，谁能独自欣赏那美丽动人的月亮呢?“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既写出了边地将上的生活苦寒，又写出了他们悲切的怨情。“伤马骨”出自陈琳的“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冬去春来，在远离故土的异地他乡，将士们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雁归而人未归，萧萧长风，行行归雁，蕴含着征夫思妇无限的思乡离情。

　　“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可说是全诗的总结，龙庭是匈奴祭祀的地方，“出龙庭”在诗中指出征之远。“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意思是说匈奴已投降了，将军再到哪里去建功立业呢?言外之意是：边塞的将士总该回来了吧!

　　《诗薮》说“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豫章行》，音响格调咸自停匀，气体丰神，尤为焕发。”可以说《从军行》影响了唐以来的七言歌行。

　　隋朝统一了分裂三百来年的中国，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对峙的局面。作为隋代的诗人卢思道，在他的诗中，也融会了南朝和北朝的风格，在《从军行》中，既写将士的英勇出征，又写了思妇闺怨，既有“长安飞将出祁连”“白马金羁侠少年”的奔放、雄健，又有“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的清丽、哀怨，南北的风格在卢思道的《从军行》里得到了较和谐的统一。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