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元璋在位期间,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负,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等;文化上,紧抓教育,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 ;对外关系上,确立“不征之国”。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传位太孙朱允炆。 ▶ 146篇诗文
刘禹锡写过的三首诗,均很有特色。五绝《浑侍中宅牡丹》,用白描手法,激赏、盛赞了浑家牡丹花的硕大和繁多。此诗还有一定史料价值,说明在刘禹锡所生活的中唐前期,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七绝《赏牡丹》,用对比和抑彼扬此的艺术手法,肯定了牡丹“真国色”的花界地位,真实地写出了当年牡丹花盛开能引起京城轰动的“轰动效应”。七绝《思黯南墅赏牡丹》,则运用典故,写牡丹花艳压群芳的美丽。
百花之中,雍容华艳的牡丹素有国色天香之名。全诗诗人以虚写称妙,此诗首二句叙写诗人偶遇牡丹之喜,
牡丹 末二句叹赏其色泽之佳。“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首句点明在牛僧孺南墅中,偶然的机会,初次见到牡丹花,就如同遇到生命中“贵人”似的,无意之中技露出牡丹花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境界,在诗人看来,牡丹是日月精华的结晶,应栽天上,今日人间相逢,纯属“偶然”,所以一见到牛宅中牡丹,就作惊人语。首句破空雨入,诗人恍惚浸入仙境,跟前拟有灵光浮动。此句通过对牡丹花身价的高度估量,暗衬主人之高雅脱俗,一笔双,可见作者对牡丹花的重视及喜爱。后一句即用西王母昆仑山增城之典,巧妙地描写出了牡丹重瓣,花瓣层层叠叠的形态。
第三句由初见牡丹时的萼然惊叹转入对花容花貌的由衷礼赞,牡丹之貌,诗人美其名日“倾城”,这“倾城”二字,殊非过誉。唐代人对牡丹花的迷恋钟爱,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京是牡丹荟萃之地,每当四、五月份牡丹盛开时。整个帝京为之哄动。白居易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欲狂”之诗,刘禹锡也有“花开时节动京城”之句描述当时赏花的空前盛况。诗人在此,没有用工笔精敷细绘牡丹形象,而是以倾城之举来侧面烘托倾城之色,笔法空灵,较之于工笔重彩勾勒更具无穷魅力。
最后,诗人以“天教晚发赛诸花”一句再评花之品性。重在‘晚”与“赛”两字上做文章。牡丹晚发,开于暮春。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在“游园惊梦”一折中唱道:“牡丹虽好,她春归怎占得先!”既是叹亦是赞。牡丹俏不争春,天教晚发而集众芳之长。当然我们也可由此而寻绎一下诗人彼时心境,也许还包涵着大器晚成或对晚景赞美之昧外之旨。至于“赛诸花”之赛字,亦颇可玩味,既云“赛”,必有赛之对象和意义。在此我们不妨引一下刘禹锡的另一首《赏牡丹》诗。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此四句可为“赛诸花”三字诠解。诗人之于牡丹的一片爱心,是与对女性美理想化身的追求以及对阴柔之美的生命体验发生契合的,他对牡丹的美感经验,是在与芍药、荷花诸花品赏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芍药因妖艳而无标格,荷花太洁净而缺少风情,只有牡丹花婀娜而不失端庄,顾盼之间百媚俱生。此种美,才是诗人最心醉的,也是牡丹之所以令群芳失色、独占鳌头的缘由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被誉为天姿国色,当之无愧。
第一个把花与女性相比的天才,无疑创造了人类审美历程上的伟大飞跃。尽管刘禹锡这首牡丹诗还是将花拟人,但已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对此作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他将对牡丹的花容、花性的欣赏和感受,升华到对女性柔美个性形象的精神把握,即形、神、情三者并举,爱得有个性,有情睐,包涵了更广更深的美学意义。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这是一首写歌女弹筝的词,或有所寄托,或纯写眼中所见之人,耳中所闻之曲,不必深究。
开篇先点出乐曲的格调,首先,用的是筝,而筝声向来苍凉柔婉,适合表现哀怨、哀愁的情绪,而歌女所弹奏的也正是类似湘江故事的哀伤曲调。乐曲本是要靠耳听,而无法目见的,但词人却突然从听觉转向视觉,说“声声写尽湘波绿”。这种修辞手法叫作“通感”,也称“移觉”,即将不同感官所感受到的诸如听觉、视觉、触觉、嗅觉等感触沟通起来。因为文字最方便描写的是视觉,而对于听觉则相对难以描摹,所以用视觉来比拟听觉——澄碧的湘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确实易使人产生哀愁的情感.于是便以通感的手法来比喻筝曲。
上阕后两句点明了通感所表述的含义,并点出弹筝人的身份——女子,在以筝弹奏“幽恨”之曲。
下阕开篇也是视觉,重点从筝曲转换到弹筝之人,在宴会席间,沉静地弹筝,“秋水”也即澄澈的目光缓缓流转,表明弹筝的女子完全把整个身心都融合到所弹奏的筝曲中去了。而赏其弹奏者眼中所见既有澄澈目光,也有斜行的筝柱,也将筝和人合为一体,仿佛这乐声不是从筝上弹出,而是从弹筝女子心中涌出一般。正因如此,才能在筝声弹奏到最凄婉断肠的那一刻,女子缓缓垂下双眉,表情与乐声浑然一体,吐尽了胸中的哀伤和怨恨。
全词语辞清美婉丽,情感真挚凄哀,风格含蓄深沉,令人可观可叹。
李煜另一首《望江南》(多少恨)用的是以反写正的艺术手法,以乐来反衬苦,笔意有曲婉之感。但这首《望江南》(多少泪)则不同,是直笔明写,正见正写,直抒胸臆,坦吐愁恨的艺术手法,因而有愈见沉痛之感。二词可同读,对作者的忧思愁恨则体会更深。
“多少泪”即“多少恨”之续写,“一晌贪欢”(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后,悲情更苦,离恨更深,作者再也无法自制,只能任凭“多少泪,断脸复横颐”了。眼泪纵横当不是抽泣哽咽,而是激情难收,也许有号啕之举,但是,泪可流,“心事”却不可说,一是满腔悔恨无法说,二是故国情怀不能说,自伤之情、囚居之苦,片言俱现,作者心中愁苦跃然纸上。不但“心事”不可说,连往日可以寄托情思的凤笙也不能吹起,这种痛苦和不自由是非常地残酷。古人悲思不可解,常有“欲将心思付瑶琴”(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之想,而这情此景,作者却连这一点奢望都不敢有。况且,凤笙向来为欢歌之用,于此时吹奏,对李煜来讲,只是徒增感慨、更添思忆而已,所以一句“休向”,使作者的幽居无奈中又多添了几分不堪回首的痛苦。于是乎,“肠断更无疑”但是惟一的结局了。这首词正是李煜入宋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真实写照。
全词与“多少恨”同调,取笔不同但取意同。这首词直接写作者深沉痛苦,描摹细致,语言直朴,较“多少恨”有更直入人心的感染力。
《霜花腴》,双调,一百零四字,上下片各十句五平韵。这是吴文英的一首自度曲。南宋周密《萍洲渔笛谱》中有《玉漏迟·题吴梦窗词集》(一题作题吴梦窗《霜花腴》词集),将《霜花腴》作为梦窗的词集名。南宋张炎《山中白云词》中有《声声慢·题吴梦窗遗笔》(一题作题梦窗自度曲《霜花腴》卷后),以此词作为梦窗词的压卷之作。这些都说明梦窗的这首自度曲在南宋末年已受到广泛推崇。“石湖”,据《舆地纪胜》说,在苏州盘门西南十里处。
“翠微”三句,述登山。“翠微”,指山。梦窗《霜叶飞·重九》词有“但约明年,翠微高处”可以互证。杨铁夫《吴梦窗词笺释》认为这两句是“以登高陪泛湖”。所以,这两句是写词人攀登在山间小路上,沉醉在秋日的晚风中,而且秋风将他的帽子也吹歪了。“凭谁”句是翻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中“笑倩旁人为整冠”句意。三句意思不可分割,山高路窄而有风,才会想到凭谁整冠。“霜饱”三句,写出老年登高时的感受。俞陛云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说:“‘霜饱’句,凡咏菊者无人道及。‘烛消’句,善写秋怀,此八字为篇中骊珠。‘花腴’而‘人瘦’,故以‘秋欹难做’承之。”又“霜饱花腴”句,即词牌名的出处。且头两句又是对偶句式。此言傲霜耐寒的菊花开得更为茂盛,而自己衰弱的身体,犹如残烛之将尽,所以想要根据自己的设想去观赏这大好秋欹,恐怕是很困难了。“人瘦”,也是化用李清照《醉花阴》词“人比黄花瘦”句意。“病怀”两句,承上写登高感怀。陈洵《海绡说词》说:“‘病怀强宽’,领起雁声感触,才宽又恨。”杨铁夫《笺释》认为这两句仍是写山上,并说:“歌是乐境,雁声是愁境。落在前,则未乐而先愁也,故曰恨。”此言词人以羸弱之身登高,才有心旷之感,又逢归雁哀啼而打扰清心,所以有才宽又恨,未乐先愁的感受。“记年时”两句,回忆往年重阳泛湖时情景。言往年重阳,也曾游览石湖,在暮霭沉沉,秋雨萧索之中,曾经过郊外的荒桥边。回忆中也是一派凄凉景象。上片写泛湖前登高。
“妆靥”三句,写那位钟情于词人的歌妓。“女为悦己者容”,她打扮适度,鬓边斜插秋菊,低首弄姿,为词人按谱而歌。“芳节”三句,写词人的逸兴。“芳节”,指重阳节,“兰情”,指男女间的友情。语出《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气味)如兰。”“吟笺”,指填词。上二句以反笔作脱,则“晴晖”句加倍有力。此言值此佳节,恰逢晴天,出来游湖这是很难得的机会;而与多日未见的知己相携游湖就更加难得,所以词人兴趣勃勃地填词明志。“更移”两句,写两人月下游湖。“佩环”,指衣带上所系佩玉,这里借代歌妓。“婵娟”,月亮的别称,苏轼的《水调歌头》词末有“千里共婵娟”可证之。此言词人与所爱的歌妓一起移动画船,在月下游湖。这也是照应词题“泛石湖”。下片中听歌、填词、泛湖、赏月,层次井然地写出词人这次“泛石湖”的全过程。“算明朝”两句,扣题“重阳前一日”,写明日重阳节的打算。杨铁夫《笺释》说:“不曰正是重阳,而曰未了重阳,有深浅之别。”“紫萸”,即茱萸。旧俗在重阳节佩茱萸囊以避邪。这是说:这次泛石湖的快乐情景即将过去,到明天我又可以去欣赏盛开的茱萸花了。下片写自己与歌妓一起乘舟泛湖的情景。
全词语言明快,无晦涩之感。陈邦炎《梦窗词浅议》一文,引蔡柯亭《乐府指迷笺释》中语:“(梦窗)四稿中不晦涩之作,细绎之,亦实在不少。”这首词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