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十八句，每段六句，章法井然。
诗一开始就以纵论军国大事的雄健笔调，写出了其父范仲淹的才能、业绩和威名，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塞垣草木识威名”，用翻进一层的写法，极写范仲淹的名震边陲。草木为无情之物，原本谈不上识与不识，此时草木都能识，足见其声威之盛。草木尚能如此，人则更不待言。所以透过草木，实是写人。这一句是对范仲淹功业威名的高度概括。接着写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敌人开户玩处女”一句用《孙子·九地》语：“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以此形容宋军镇静自着，不露声色。“掩耳不及惊雷霆”，则写迅捷的军事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里用“惊雷”代替“脱兔”的比喻，表现出黄庭坚对典故的改造与化用。《晋书·石勒载记》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旧唐书·李靖传》也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惊雷”对“处女”，不仅有动静的对比，而且更加有声有色，形象的反衬更为鲜明。这两句诗是范仲淹用兵如神的真实写照。如他率兵筑大顺城，“一旦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接下二句又是一转：范仲淹不仅是杰出的统帅，更是治国的能臣。“平生端有活国计”就是赞扬他的经邦治国的才能，“百不一试”，即还未来得及全面施展，就溘然长逝，沉埋九泉了。这两句也是写实。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入为枢密副使，旋为参知政事，推行了一系列刷新朝政的措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只一年多即遭挫折而失败。
第二段写范纯仁。“两持庆州节”，指熙宁七年（1074年）及元丰八年（1085年）两度为庆州知州。“骐驎地上行”袭用杜甫的诗句“肯使骐驎地上行”。驰骋广野的千里马正用以比喻范纯仁。“潭潭”二句写他戍边卫国的雄姿。“潭潭”，深沉宽广，形容他的统帅气度，如卧虎镇边，敌人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边头”一句则写他的惠政：劝民耕桑，抚循百姓，使他们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同上段的中间二句一样，这两句也是一个对比：对敌人有卧虎之威，对人民则具长者之仁。“折冲”一句承上经略边事之意而来，是活用成语。《晏子春秋》：“夫不出尊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原指在杯酒言谈之间就能御敌致胜于千里之外，此处用以指范纯仁在边陲远地折冲御侮，应付裕如。但下句一个转折，又把意思落到了经邦治国之上：范纯仁虽富有军事韬略，但治理国家正少不了他。
第三段归结为送别范纯粹，临别赠言，寄以厚望。“妙年”一句承接上面的“父兄”而来，衔接极为紧密。“春风”二句描写仪仗之盛、军容之壮，幕下诸将士气高昂，期待着秋日草枯，好展露锋芒。王维《观猎》：“风劲充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所谓“射猎”有时常用以指代作战，如高适《燕歌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照理，顺着此层意思应是希望战绩辉煌，扬威异域。但是诗意又一转折：不要追求智名勇功，只需对“羌胡”略施教训即可。孙子曾经说过：“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折箠”，即折下策马之杖，语出《后汉书·邓禹传》：“赤眉来东，吾折箠笞之。”诗至最后，宛转地揭出了诗人的期望：不要轻启战端，擅开边衅，守边之道不在于战功的多少，重要的是能安边定国。
至此，就表现出这首诗的立意与匠心了。诗中写韬略，写武功，只是陪衬，安邦治国才是其主旨。所以第一句就极可玩味，“知国如知兵”，“知国”为主，“知兵”为宾，造语精切，绝不可前后颠倒。“知国”是提挈全诗的一个纲。因而一、二段写法相同：先写军事才能，然后一转，落到治国之才。诗入突出父兄的这一共同点，正是希望范德孺继承其业绩，因而最后一段在写法上也承接上面的诗意：由诸将的思军功转为期望安边靖国，但这一期望在最后却表达得很委婉曲折。尽管如此，联系上面的笔意可知，如果直白说出，反嫌重复浅露，缺乏蕴藉之致。
这首送人之作，不写依依借别之情，不作儿女临路之叹，而是发为论道经邦的雄阔慷慨之调，送别意即寓于期望之中。诗人如同在写诗体的史传论赞，雄深雅健，气度不凡。这正表现出黄庭坚以文为诗的特色。这种特色还体现于独特的语言风格方面。他以散文语言入诗，多用虚词斡旋，大量运用典故成语，力盘硬语，造语独特，使诗产生散文一样的气势，好像韩愈写的赠序，浑灏流转。如“敌人”一联，点化成语，别具一种格调，是未经人道之语。“平生”、“折冲”二联都是十足的散文句式，古雅朴茂，“百不一试”连用四个仄声字，奇崛顿挫，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的用韵也别具一格。它一反常用的以换韵标志段落的写法，第一段用“名、霆、惊”韵，第三段用“须、枯、胡”韵，中间一段却三换其韵，首联、尾联分别与第一段及第三段押同一韵，中间一联则押仄声的“虎”、“女”。全诗三段，句子安排匀称，而韵律却参差有变。
这首词写游子之思，富有画面感。“上东门，门外柳，赠别每烦纤手”，写的是春天在城外折柳送别。古代送行时，折柳枝赠别亲人，是普遍的习俗，也成为文人常用的表达离愁的场景，如白居易《青门柳》“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这首词中，上东门外，是自东汉以来就作墓地的北邙山，气氛肃杀。上东门外送别，更添凄凉感受。“赠别每烦纤手”，即每次劳烦女子折柳赠别。
“一叶落，几番秋，江南独倚楼”写秋天倚楼眺望。“一叶落，几番秋”出语平淡，但蕴藏无限感慨，落寞的感受，失意的情绪皆在其中。对落叶的敏感，事实上是对时光流逝的敏感，意味着离别日久，离愁日深。倚楼远望也是典型的表现思念之情的场景。温庭筠词《望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句写的是闺中思妇倚楼，等候归人；柳永《八声甘州》则写游子独立楼头，“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并且想象着故乡的妻子也“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词中描写的季节是“一番洗清秋”，与本词相同。
“曲阑干，凝伫久，薄暮更堪搔首。无际恨，见闲愁，侵寻天尽头”都是承接前文“江南独倚楼”而来。“搔首”即以手搔头，常用以表现男性焦急或有所思的样子，如《诗经·邶风·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唐高适《九日酬颜少府》“纵使登高只断肠，不如独坐空搔首”。主人公倚阑干远眺，久久伫立凝望，直至傍晚，时光流逝而孤独依旧，无奈搔首。目光投向远处，无限离愁也仿佛随之蔓延到天尽头。
关于贺铸的词，词评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曰：“方回词，胸中眼中，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全得力于楚骚，而运以变经，允推神品。”此论较为公允。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说敬龙此番归国，行程辽远，里程不易概指。虽然《梁书·扶桑国传》说过“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若写诗也是这样指实，便缺少意趣。诗人采用“扶桑”这个名字，其意则指古代神话传说东方“日所出处”的神木扶桑，其境已渺茫难寻；这还不够，下面紧接着说敬龙的家乡还在扶桑的东头再东头。说“扶桑”似有边际，“东更东”又没有了边际；不能定指，则其“远”的意味更可寻思。首句“已在”是给次句奠基，次句“更在”才是意之所注处。说“扶桑”已暗藏“东”字，又加上“东更东”，再三叠用两明一暗的“东”字，把敬龙的家乡所在地写得那样远不可即，又神秘，又惹人向慕。那边毕竟是朋友的家乡，而且他正要扬帆归去，为此送行赠诗，不便作留难意、惜别情、愁苦语，把这些意思藏在诗句的背后，于是下文转入祝友人行程一帆风顺的话头。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船行大海中，最怕横风暴雨，大雾迷航。过去遣唐使乘坐的大船，常因风暴在海上漂流，甚至失事；能够到达的也往往要在数十日或者数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这些往事传闻，韦庄是心知的，所以就此起意，祝朋友此行顺利。用一个“到”字，先祝他平安抵达家乡；“明月”示晴，排除雾雨；“帆风”谓顺，勿起狂飚──行程中不生灾障。“谁”字先垫出“与师共到”之人，由下句的朗月、顺风再为挑明，并使“风”、“月”得“谁”字而人格化了。“共”字，一方面捏合“风”、“月”与“师”三者，连同“船”在一起，逗出海行中美妙之景、舒畅之情；另一方面，又结合“到”字，说“共到”，使顺风朗月的好景贯彻全程，陪同直抵家乡。两句十四个字，浑然一体，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与诚挚的友情，饶有诗意。
诗人如此祝愿，也并非仅仅由于主观愿望，故作安慰语。它是有客观事实作基础的，这就是晚唐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海上航行相对地便利与安全的事实。它印入了诗人心底，写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诗句。
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阙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人郎“，故下阕便全从人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人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人瑜身上。然而写人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人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人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人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人郎转到自己。人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人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人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人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人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人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尊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人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着重写人，借对人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人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人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人瑜的英姿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