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情调酷似《诗经》中的“国风”，重在叙述行军艰难而紧张，并没有《毛诗序》所说“役久”的意思。全诗三章，以赋叙事抒情，头两章叠唱，意思相仿，诗人在急行军途中，迎面映入眼的是陡崖峭壁，挡住队伍的去路，忍不住惊呼道“维其高矣”、“维其卒矣”。头两句写所见，中间两句写所感，叹惋山川遥远，跋涉攀援，步步维艰，疲劳不堪，十分盼望抵达目的地。然而“山川悠远”，不知道何日才能走到。最后两句点题，交代急行军。“武人东征”一句贯穿全诗，三章都有，点明抒情主体与事件。首章“不皇朝矣”句，说明行军紧急，起早摸黑，天不亮就上路。第二段“不皇出矣”句蕴藏着更多难言的痛苦，行军紧迫，不断深入，无暇顾及以后能否脱险。也就是说至此生命已全置之度外。
第三章诗人笔锋一转，突然伸向天空，描写星空气象，与首章“朝矣”句相应，暗示是夜晚行军。朱熹说前四句“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诗集传》）。这可能是诗人引用已有的气象民谚。近人闻一多指出：“豕涉波与月离毕并举，似涉波之豕亦属天象，《述异记》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御览》引黄子发《相雨书》曰：‘四方北斗中无云，惟河中有云，三枚相连，如浴猪狶，三日大雨。’与《诗》之传说吻合，是其证验。《史记·天官书》曰：‘奎为封豕，为沟渎。’《正义》曰：‘奎……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荧惑星守之，则有水之忧，连以三年。’《易林·履之豫》诗曰：‘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此与《诗》所言亦极相似，是《诗》所谓豕白蹢者，即星中之天豕，明矣。”（《周易义证类纂》）依闻一多的说法，天豕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奎由十六颗星组成，所以说“烝涉波”。杨慎《古今谚》中“谚语有文理”条也说：“天河中有黑云，谓之黑猪渡河，主雨。”可与此相参证。“月离毕”说的是月亮靠近毕宿，古人同样视为下雨的征兆，《尚书·洪范》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此星即指毕星。应劭《风俗通义》说：“雨师者，毕星也。”其下即引用此诗“月离”两句为证。《晋书·天文志》也说“月行入毕多雨”。所以这首诗前四句是引气象民谚，预兆将有滂沱大雨。“俾”字点明尚未发生，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姚炳的说法“将雨、既雨，诸说纷如”，实际上诗中原本是说“将雨”，而不是“既雨”，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正因为诗人担心遭遇滂沱大雨，行军难上加难，一心一意只想加速行进，无暇顾及其他，所以才说“不皇他矣”。三个段落的末句意思递进，旅途的苦情、忧虑一层深过一层。
上片从女子一方写惜别。“钗燕笼云晚不忺。”钗燕者，带有燕子形状装饰之钗。笼云即挽结云鬟。忺，高兴、适意。晚来梳妆，钗燕笼云，然而，打扮起来，却掩饰不住愁容惨淡。起句写女子之美丽容妆，次句写其言为心声。“拟将裙带系郎船。”裙带如何系得住郎船？真是无理而妙。白石论诗有四妙，其一是“理高妙”，即“碍而实通”，看似无理，实真有理，且自然而妙。痴语最见痴情，故妙。用女子之物，道女子之情，又妙。“别离滋味又今年。”“又”说明别离已非一次，只有体味过别离滋味的人，才能在临别之前，体会到即将来临的那种别离滋味。语意从李煜《相见欢》“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中化出。喃喃一语，辛酸何限。凄凉的情味，与美丽的容妆，自成鲜明对比，无限伤情，尽在其中。
下片从自己一面写对情人的劝慰。“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词人说：你看那寒夜之杨柳，树欲静而风不止，柳枝参差飞舞，哪得片刻安宁？你看那水上之鸳鸯，固疾风劲吹也不得安眠。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又何止你与我？“些儿闲事莫萦牵。”作者说：离别不会太久，重逢仍旧有期，你不要萦心牵怀，放心不下啊！大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豪情与潇洒。不曾想到，此一刻即为生离死别，“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后来才有“当时何时莫匆匆”（《浣溪沙》）的痛悔。鸳鸯风急不成眠，实为离别时不祥之语，实为后来重逢难期的不幸之预谶，白石合肥情遇，后来终成一生悲剧。
此词不用典实，不假藻饰，纯似口语，而具见性情。上片由女子之容妆写出女子之心声，笔笔都写出足不出户的古代女子之特征——用情专执。下片由风中之杨柳说到风中之鸳鸯，语语都见得饱读诗书的古代读书人特征——温文尔雅。女子只是顺情直说，读书人则言必用比兴。但他比兴用得好，以眼前景，喻心中情，又纯似口语。这纯似口语的艺术语言，源于词人“纯似友情”（夏承焘《合肥词事考》）的真诚爱心，是从词人性灵肺腑之中自然流出。白石爱情词的本原在于此，其价值亦在于此。
此诗大约作于李白赐金还山后,与杜甫高适分手以后,来四明山镜湖看望老朋友贺知章,但此时贺老已经去世.
此时李白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炼金丹了.当然,李白到天台山的次数很多,在26岁的时候就来过这里.但是从用词与修仙的愿望看,比较符合40多岁以后的事.
从诗的情绪看是很高涨的,李白一上来就是四句对仗: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接下来对证也不少: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等。可见天台山给李白的感觉是相当的好(如此看来,也有可能是初次到天台山的时候写的,次数去去多了,感觉应该会迟钝一些的).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