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
这个故事体现了陶侃爱民如子，珍惜粮食，珍惜劳动成果，正直、重视农耕，爱护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的品质。
节俭是中华名族的优良传统。珍惜劳动果实，则是农民辛勤劳动的尊重。陶侃用他的实际行动传承了这一美德，并因此换来了一方百姓的丰衣足食。作为青少年，我们更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应该珍惜粮食。
作者对陶侃态度是赞扬，表现了陶侃爱民如子，珍惜粮食，珍惜劳动成果，正直的特点。
这是一首双调的词，前、后两段声律完全相同。上片以写景为主，景中有情。下句以抒情为主，情中有景。该词是苏轼的早期之作，以清奇、流动的美感显示出与传统的婉约词不同的特色。
上片写出游途中的晴雨变化，以及骑马赶路的轻快心情。起笔用对句，写出了近乎奇妙的天气变化：“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一个“暗”字，从色彩与光线着笔，兼有暗淡、昏暗以至黑暗诸义，再加上“疑夜”的渲染，令人想见天低云暗、雨意浓酣以及雨水如注的景象。一个“报”字则将风人格化了，风儿转了向，忽然向人们报告天已放晴的好消息。这两句不仅写出了大自然的一种奇观，而且写出了人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开始还怀疑是夜色降临，而雨霏天晴，只在转瞬之间，心中仿佛也一下子亮起来。这里不带有对大自然神秘性的恐惧，而是对其偶然出现的奇观的欣赏，并写出了从忧疑（恶劣天气对出行在外的人不利）到安详的心态。后来苏轼在出判杭州时写过“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的诗句诗中的“忽”字与该词中的“忽”字，在洞识天象、曲传心态方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句紧承前句，描绘出傍晚放晴后的景象。 “明”字与首句“暗”字相呼应，又与次句隐写心态的意思相承，进一步表现出心境的开朗。全句很像是一幅色彩鲜明、轮廓清楚的写生画，使人想起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名句。它又像是影视中的一个远镜头，为下文写苏轼自身的活动交代了白然背景。“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一句，则像是连续推出三个近镜头，分别现出了一丛丛小草、柔软的沙地、溪边的山路。最后推出一个特写镜头，轻捷的马蹄。这里写草，写沙，写路，各具特点和美感，都是为了衬托出骑在马背上的人在匆匆赶路（已近黄昏，天光有限），以及苏轼的轻快的心情。这是一种借物写人的手法。
下片转入叙事和抒情，着重写旅途的劳顿以及对神仙之事的遐想。“卯酒醒还困”，这是该词中唯一的一句叙述，交代了苏轼早晨饮酒登程，以壮行色这一有关情事，以及此刻虽从酒中醒来，却感到疲困的状态，整天的鞍马劳顿全在不言之中了。尽管如此，苏轼还得马不停蹄，而不能歇息下来做个美梦，“仙材梦不成”一句便是此种情境下说出的俏皮话，但苏轼却止不住地对神仙之事的遐想。“蓝桥何处觅云英”借唐传奇《裴航》中的神话故事，写苏轼自己幽渺的情思，隐隐透露了苏轼的遁世思想，也为作品平添了几分超逸的情致。末句仍依此思路下笔，“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却留有有余不尽的韵味。因为在词人想象中，山间流水有可能与神仙境界相沟通，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对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因而闯入桃花源的描写，以及张旭《桃花溪》诗中“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的句子，其用意与苏轼相近。当然，那样的机会极为难得，所以用“只有”二字表示了轻轻地叹惋。苏轼在旅途中为什么会联想到神仙之事呢?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山地清幽的环境激起了苏轼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上片的山水描写像是一种伏笔。二是作者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受到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写该词时虽然才28岁，而遁世观念却早已产生了。
在揭傒斯早年的汉、湘之游中，武昌是他居留最久、印象最深的城市。诗的首联，只交代了梦中来到黄鹤楼、鹦鹉洲这二处昔日游历之地，连用二地名，毫不修饰，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用浑厚的笔法，把景物浑然推出（还有意无意地带了一个“浑”字），这正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他深知此际绝不容精雕细刻，不然下二句便不能自然引出了。
正是站在浑朴无饰的黄鹤楼头，鹦鹉州前，才能放眼望去，全是雄浑之景。“苍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时七泽流”。巍然的苍山，鲜红的落日，武昌具有极其浑成的气象。三湘，指洞庭湖南北、湘江流域；七泽，指楚地诸湖、云梦古泽：这是武昌开阔的视野。苍山深入到三湘的大路间，落日时满了七泽的水面上：这是武昌壮阔的形势。苍山有连绵的走势，故是斜斜地蜿蜒深入；落日已贴到了地平，故是平平地四面时展：这又是非常生动的措词。更重要的是这二句一前一后，用力铢两悉称（对仗亦工力悉敌），富有均衡感；叙法全用赋体，平添了凝重感。
武昌的山川之胜既已写足，颈联便转向武昌的风土之奇。“鼓角沉雄遥动地，帆樯高下乱维舟。”武昌是长江上游战略要地，城墙高厚。当傍晚的城头鼓角声齐响之际，那深沉、雄健的馀音，真能遥传四方、撼动大地；武昌又是九省通衢、商贾云集的重镇。当傍晚人们系舟江浜之时，那千帆万樯排列得高下参差，真能令人目不暇接，眼前一片迷乱。这二句，前句的森远、后句的繁闹，在气象上都堪与山川的雄伟相符；而“遥”、“乱”而字，对于鼓声的绵绵不绝、帆樯的如林如织，都是点睛之笔，足使全句跃动生辉，也毫不逊色于上联的“斜”、“平”二字的用力。
诗的尾联，已是梦醒时分：“故人虽在多分散，独向南池看白鸥”。武昌是诗人交游广多的城市。梦到武昌而不提故人，未免对不住昔日的朋友。因此，在梦后才为故人的分散难聚发一句感叹，是很恰当、很道地的布局。白鸥在古诗中，通常是陪伴诗人隐栖故园的盟友，所以在南池上独看白鸥，也暗中点到了自己的处境。梦醒后的气象很萧条，不过，这份萧条，也正足以反衬出上文的宏大与昔日的壮游。
这首曲的前五句写作者月夜在江上眺望，听到的是悲凉的箫声，看到的是月映空楼，西风古殿，一派衰颓景色，不见昔日繁华；末两句写作者耳边传来涛声，不由得触景伤怀。全曲虚实结合，情景交融，饱含慨叹惋惜之情。
“锦帆落天涯那答，玉箫寒江上谁家”，写沦落天涯之人，为虚写，是作者想象之景。“锦帆”华美，却是漂泊流亡之帆。“玉箫”精致，却充满清寒悲怆之气。“那答”与“谁家”则飘渺不定，踪迹难觅。字句于精致之间更显迷茫怅惘之情。
“空楼月惨凄，古殿风萧飒”，写作者眼前所见之景，是为实写。即使“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刘禹锡《石头城》），但早已物是人非，人去楼空。“空楼”、“月”、“古殿”、“风”本都是清冷凄凉之景，作者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月照空楼更显凄清，风穿古殿倍加萧瑟。
“梦儿中一度繁华”和下句“满耳涛声起暮笳”，虚实相生，将梦境与现实及想象交织。在作者的梦中，扬州依然是历史上夜夜笙歌、纸醉金迷豪华之都，而此时作者独立淮水江边，只有涛声灌耳。盛与衰，过去与现在，梦中与现实的强烈对比，增强了悲剧效果。“梦中一度繁华”亦有可能是作者曾居扬州或亲临过扬州，亲眼目睹过扬州的繁华，可惜后来因战争影响而衰落，而今只能在梦中回味当时盛况。“再不见看花驻马”，写昔日之人，与首句呼应，亦是作者油然而生的感慨。“看花驻马”，可以想象昔日俊赏才士打马走过美丽的扬州，因花驻马，细心观赏，何等风雅。诗情画意之下，亦显时局安定人心静好。而今这一景象再也不可能重现了，这一句集中表达了作者对昔日繁华的眷恋。
这首小令采用对比的手法，着重表现扬州今昔的不同，今日的扬州萧条破败，冷冷清清；昔日的扬州箫鼓歌吹，兴盛繁华。全曲抒发了作者对沧桑兴替、物是人非的伤感之情。此曲由古及今，由人及景再及人，从多角度渲染了当下扬州的荒凉衰败。意象朦胧清幽，虚景与现实交错，情感与事物交融，往复低回，使得意境扑朔迷离，曲尽作者内心变化，饱含慨叹惋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