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词序，可知此词是为两件事而发。一是频繁的调任；二是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而究其深致，词所要表现的，实是宦迹不定、人事掣肘使词人壮志难酬的牢骚不平之情。
词的上片从眼前饯别之情切入，点出别恨匆匆的遗憾。但从其“正怕酒尊空”的心理活动来看，词人心中积郁的愁情，决不仅仅是离别僚友们的感情。这一起句，就有包藏万有之力，为下文的进一步抒发各种人生忧思立好了地步。“头上”三句，以旁观者的洞达，对争名争利而兴门户私计的朝廷政要作出讽刺，言纵使生前为“贵客”，死后立“高累”，终不能称雄一世。这是对兴门户争私利者的无情嘲笑和无比蔑视，而又以旷达的语气出之，显示出词人不同流俗的思想境界。因为有这样旷达的思想托底，在上片末句，词人就能以清丽飘逸的意境，表现出词人不虑俗情的潇洒放逸怀抱。“一笑”句，虽是借用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莲篙人”的语典，可是用典浑化无迹，直如冲口而出；“落花风”，将时令特征以丽辞写出；而“干里”的形容，则更使落花美景由宴前而宕开无际，由实返虚，合实与虚，使词境显得更为深邃、灵活、摇荡。从章法上讲，结句又将离隆兴而赴行都的词作“本事”作出了必要的交代。上片就这样，由开头的别恨匆匆转到无恨可遣，意路多变，笔法摇曳。
下片首句，从小处说，是承接上片末句“出门去”而来，是写此番去朝廷为官的态度。从大处说，则词人之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是与上文所讽刺的朝廷政要兴门户私计的政治现状分不开的，所以是上文主旨的一个顺承和延展。在笔法上，词人借古讽今，以三国时代辛毗的耿直不阿，表明白己此去朝廷为官，早已准备好了像辛毗那样，宁愿不做高官、也不做曲附党私之徒的态度。这里的“孙刘辈”，应有所指下二句，以退为进，明看是写词人衰老憔悴之态，说任凭朝中权贵结党营私、大兴门户。实际上，这是对庸俗世风的有力抨击。究其含意，则稼轩之所以会如此衰老，都是因朝廷政要热衷于门户私汁、党派斗争，而对稼轩所向往的恢复大计则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对词人猜忌有加，频繁调动。全词开头词人“正怕酒尊空”即想要借酒挠愁的心理活动，在此也找到了部分解释。以下五句，看起来渐近颓唐萧瑟。词人这一生，除了湖海漂流、醉吟风月之外，根本无所建树。既然一切都由天子之力，词人真想乞求退休，归隐于镜湖东边的山水之中去。但反过来看，这里面却充满了爱国者的牢骚不平、悲愤与讽刺。因为词人的“此外百无功”，是由于生在这样一个不给机会的政治时代，处处受人掣肘之故。既然词人只手难挽狂澜，倒不如归隐林泉，以免受人倾轧。是对理想受阻的再一次纾愤，是对朝廷政治气氛的辛辣讽刺。这样的“反话”，也能显示出稼轩词气“勃部”、慷慨内敛的抒情风格。
此词以旷达的风貌隐含悲愤讥刺之情，是稼轩词的本色。
这是杨万里写的山溪的组诗。这不仅是一幅幅奇妙的山水画，而且也是作者的行迹图，大抵是从乐平入弋阳，过芙蓉渡，晨炊横塘，午憩马家店，再至松源。
这首诗写溪水行迹和声响，寄寓作者求静的感情。“山北”“山南”概括溪水曲折不断，作者行迹不止。作者以拟人手法，表现溪水对人的感情，十分动人。溪水不辞辛苦地从千山万壑之中一路伴人还归，又要热情地送作者远行，依依不舍，可谓情深意切。以“响”状情，尤为妙笔。
但当作者得知它原来要伴随自己去京都寻求官职，却规劝它不要如此热情。其意蕴大概是说，克服困难去追求，在患难中重视友情，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是为追名逐利，就不值得称道了。这无疑是作者弃官求逸心境的写照。当然也更反衬山溪独特的意趣。平凡通俗流畅的诗句表现深刻的意趣是杨万里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