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得到皇帝宠爱的宫女的得意和欢乐情状。“花枝”喻写灿烂的春光，“凤管”喻指欢乐的歌舞。这两句叙事的角度为班婕妤自己。首句写出班婕妤所见：又一个美人出现在建章宫里。这在她心里，自然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次句写班婕妤所闻：赵飞燕所居的昭阳宫里，彻夜凤箫之声不歇。两句都是客观地平平叙出，实际上融入了班婕妤无尽的失意和孤独，新人的蒙宠和她的被弃损也在暗中作了强烈的对比。
后两句是模拟班婕妤的口气对皇帝宠爱宫女的质问。“双娥几许长”意即打扮得如何美丽？这是对“承恩者”乔装巧扮的讽刺。这两句问得很冷峻，同时又可以看出，所谓婕妤之“怨”并不在夺宠的宫女身上，而在喜新厌旧的汉成帝。在结构上不但突出异军，而且挖掘主题深意，见出诗人见识的高超。倘若班婕妤只是怨君王不来陪伴，或只是怨赵飞燕妖冶惑主，则仅为女人的拈酸吃醋，境界就要大相径庭了。
诗人借抒发失宠宫女的怨愤来抒发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是“言近旨远”之作。
首联“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写携酒送别。唐诗中的离别总是弥漫着浓浓的酒香，这首诗更是如此，开篇未写送别先说沽酒：精美的玉瓶里盛着新买的香醇的美酒，送君数里，终于到达分别的地点。这两句好像平平叙述，实际上蕴含了对朋友深厚的情谊：瓶为“玉瓶”，酒为“美酒”，从容器的精致名贵和酒的香醇清洌可以看出作者对友人的重视。这种感情在第二句更加明确：“数里送君还”，送君数里，可见为了送别朋友走了很长的路，惜别之情见于言外。
颔联“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间”紧承上句，写作者与朋友在长满垂柳的大路边下马停留，临别再饮上几杯饯行的酒。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所以送别诗中常见柳色依依。系马于垂柳之下，举杯于大道之间，作者通过两个前后相承的动作，营造出一种开阔畅达的意境，暗示出这并非是一次黯然销魂的伤情之别。需要提出的是，这两句语言虽舒缓平易，却有一种很强的画面感，垂杨、大道、系马、举杯，使读者眼前浮现出一幅柳阴送别图，给人以美的享受。
扬州地处内陆，并不靠海，也没有十分广阔的水域，所以颈联“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当是作者与友人谈话的内容，而非眼前实景。不管是久别重逢还是即将离别，相知的人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这两句是对朋友说：此去一行，你将会有许多美好的经历，可以在遥远的地方欣赏大海的美景，可以在广阔的海面上见到缥缈的青山。对美好前景的展望寄寓着对朋友的衷心祝福，不见勉励之辞而暗含勉励之意，景色的描述中凝结了深厚的情感，可以看出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
有了颈联两句展望美好前景所作的情感铺垫，最后一联的豁达结尾也就水到渠成了：“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畅饮美酒、畅谈友谊，但终究还是要离别。作者好像在劝慰朋友：既然等待你的将是丰富美好的旅程，那么就快点启程吧，我们不须作小儿女的离别时的伤情之态，甚至饯别的酒也不须喝醉。将这次离别当成一个美好旅程的开始，将来重逢再细叙别后种种……
李白这首诗一改赠别诗伤感忧郁的常见基调，惜别而不伤别，语言平易自然，意象开阔疏朗，情调昂扬乐观，显示出作者豪放洒脱、风调俊爽的豁达性格。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